农业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迁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中国农业劳动力乡城迁移却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迁移的非永久性,即虽然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但是他们大多数并不在城市定居,而是往返于工作所在地(城镇)和家庭所在地(乡村)之间,具有明显的“两栖”特征。这种现象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是农业劳动力在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与不迁移相比,非永久迁移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与永久性迁移相比,非永久乡城迁移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迁移的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分析和探讨了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与推进农业劳动力迁移的途径。但是,针对目前中国乡城迁移的非永久性特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形成原因及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并不多见。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非永久乡城迁移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对国内外乡城迁移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国外对乡城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永久性乡城迁移,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才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并对非永久性国际移民、亚太地区非永久性国内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外现有的这些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着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现象;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业劳动力乡城迁移的意义、特点、趋势、途径以及农业劳动力乡城迁移中存在的问题、具体制约因素的一般性分析和相关对策等方面,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的文献并不多见。第二,论证了中国体制转轨的路径与特征——中国体制转轨过程表现为“双元”并行的非均衡性制度变迁。在分析中国制度变迁初始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形成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论证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对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与方式的影响;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双元”并行的非均衡性制度变迁的特征: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在城乡内部并行推进,而对城乡之间的体制障碍——二元经济体制的变革却极为缓慢;并运用博弈论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双元”并行的非均衡性制度变迁这一特殊转轨方式形成的利益关系原因。第三,分析了中国“双元”并行制度变迁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分析了非均衡制度变迁的每一个阶段对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并论证了在“双元”并行的制度变迁中农业劳动力非永久乡城迁移必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进一步揭示了“双元”并行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劳动力非永久乡城迁移的作用机理,阐述了现行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第四,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中国非永久乡城迁移者的具体特征。由于中国制度变迁的非均衡,使得农业劳动力乡城迁移的交易成本增加,进而使一部分应该迁移的农业劳动力无法迁移,也使一部分应该定居的非永久迁移者无法定居;通过具体数据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在非永久迁移过程中,在迁移距离、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并且论证了这些特征与交易成本大小之间的关系,阐明只有非永久迁移者的迁移收益大于迁移的交易成本时,他们才会选择迁移。第五,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的绩效。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与不迁移相比农业劳动力非永久性乡城迁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分析了与永久性迁移相比农业劳动力非永久性乡城迁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从而揭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实现永久性乡城迁移的必要性;探讨了农业劳动力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且阐述了这种福利增加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第六,探讨了促进中国农业劳动力永久性迁移的对策措施。探讨了在促进永久性乡城迁移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制度变迁收益;分析了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促进非永久性迁移者定居城市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促进中国农业劳动力永久性乡城迁移的体制改革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