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理论溯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医学家提出了有计划地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等主张。其中，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提出实行有计划地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但反右派运动中止了对人口理论的探索和人口政策的实施。大跃进失败的反思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人口增长的压力，使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思想得以复苏。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是中国政府在实际中实施人口政策的一个动员令，在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革”前期，由于实施计划生育的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已严重失调，人口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从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计划问题后，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工作又重新启动。1973年后，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同时还形成了“晚稀少”的生育方针。至此，我国已形成了明确而全面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并在实践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及人口出生率均大幅度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虽然在提倡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时期有过反弹，但经过调整和完善，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具有相对长期性特征的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生第二胎;杜绝第三胎”为主要内容的现行人口政策。为使现行人口政策在具体实行中能够有法可依，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步制定了地区性计划生育条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全国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一定的人口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实际状况而制定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以1977年第四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及随后国务院对会议的批示为界，前后分为两个时期:即鼓励发展人口的人口政策时期和逐步推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时期。从我国现行的关于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总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来看，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既实行了计划生育，又照顾了少数民族人口的特征，既充分考虑到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利益的结合，又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状况，是符合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流动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特殊的群体。由于其“流动”性，流动人口的计划外生育提高了人口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行人口政策的落实。分析流动人口的婚育、生育特点及计划外生育的成因，找出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管理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较高的生育水平所导致的人口规模较大和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和消极影响，因此，从人口政策分类来看，中国人口政策属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政策。人口控制政策指一个国家政府为了其确认的社会发展目标而提出的一定时期的人口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专门制订的一系列措施。它包括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人口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中国人口控制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所制订和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启动和培育了有效的人口控制的运行机制，即人口控制政策正常有效运转和工作所必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条件和作用形式。　　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口对包括现行人口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有着不同的态度。根据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不同类型人群的生育数量的规定，笔者把全体社会成员分为城市阶层、农村阶层和流动阶层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阶层绝大多数人口对国家所提倡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生育政策是支持的;农村阶层人口绝大多数生育户的理想子女数是二个左右，并对子女的性别有一定的选择，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夫妇希望生男孩，这与现行人口政策有一定的差距;流动人口的理想子女数、对生育子女的性别选择和生育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介于农村阶层人口和城市阶层人口之间的，这是由流动人口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各种人口过程和现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之中，同时又给予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经济和社会状况对人口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后者对前者的重要影响。一个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适应的社会。特别地，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口政策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口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口政策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