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君臣在行政过程中发表的言论经由史官记载并整理后形成的一类文献。因此,它的体裁以记言为主,内容也大多是“政事之纪”。“书”在先秦时期的流传处于以“类”相存的形态,篇目与文本并不固定。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与《逸周书》是先秦时期的某一种“书”类文献的选编本流传到汉代后整理编定的,因而它们并不能囊括先秦所有的“书”,其中的一些篇目也很难归入“书”的范畴。目前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共有九篇属于“书”类文献的篇目,其中的《金縢》、《皇门》与《祭公之顾命》三篇有传世文本可以参照,《尹诰》、《傅说之命》与《程寤》在传世文献中也有称引,至于《尹至》、《厚父》与《封许之命》则是前所未见的篇目。通过将这些篇目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些与成书及流传有关的现象。《金縢》的成篇经历了一个“层累”的过程,其前半部分是周公祝祷之辞的实录,后半篇的内容则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增入,而简本的祖本在早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脱去了一支简。《皇门》篇的传本较简本错讹更多,字句颇多扞格,而且行文多用避讳,应该是在汉代经历了一次有组织的整理与转写。《祭公之顾命》篇中多处暗引周初之“书”篇,或可说明在穆王时期作成于周初的“书”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文本。《尹至》《尹诰》原编联在一卷,或本不分篇,而从《吕氏春秋》的征引来看,这两篇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程寤》篇虽无传世文本,但从汉晋以及唐宋时期的引文来看,其文本在汉代以后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厚父》曾为《孟子》所称引,但引文与简文略有不同,可见简本所属的晋楚流传系统与孟子所见的版本有一定的差距。《封许之命》的结构与西周金文中常见的册命相同,代表着“册命”类“书”的标准格式,而从简文中保留着较多的金文写法来看,该篇流传不广、传抄不多,很可能是战国人从一篇青铜器铭文转写而来的。结合清华简的情况以及古书中的相关记载,大致可以推断“书”是由史官记言的档案不断整理、加工并经过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增广历时成篇的。“书”在单篇流传时,出于区分篇目的考虑,由藏“书”者根据“摘字命篇”、“因事命篇”与“因人命篇”等原则题写了篇名,之后又按照时代先后、作者归属等进行了序次。由于“书”名为后人所加,因此根据篇题将“书”分为“六体”与“十例”便是不合适的了,“书”的体裁最主要的还是“训诰”、“册命”与“誓祷”三类。随着东周时期的官学下移,单篇流行的“书”类文献被民间学者搜集、选编为传道或教学用的选编本。而由于地域、家派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各种选编本对篇目的拣选也不尽相同。传世《尚书》、《逸周书》大约是由儒家选编本流传而来,至于清华简中的“书”则很可能受到了墨家传“书”的影响。“书”的选编本不仅在篇目上有所差异,其文本也在不断演变。这其中既有文献流传过程中简册散乱造成的自然演变,也有后人出于避讳、押韵以及趋近思想而作的主观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