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是宋仁宗在位的最后八年,这一时期,以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为核心的主政大臣是十几年前推动庆历新政的“庆历士大夫”。与短暂的庆历新政（1043-1044）相比,富弼、韩琦合计主政长达十年（1056-1067）,这段期间得到宋人的高度赞颂,被称为“嘉祐之治”。这种转变既反映了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由“庆历士大夫”到“嘉祐名臣”的转变,也说明仁宗对朝政的主导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批大臣因仁宗在嘉祐初的暴病而得以在朝中站稳脚跟,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政府框架,形成了稳定的政府班子。宰执大臣在这段时期通过与台谏的密切合作,促成了仁宗立“皇嗣”一事,并对仁宗朝日渐泛滥的恩赏侥幸现象有所抑制;在经济和科举文化方面也有所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此外,自庆历宋夏和议达成后所形成的军事方略在嘉祐末也潜藏着转向预兆。北宋嘉祐政治的这些措施也为日后熙宁变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嘉祐政治并不和宋人构建的“嘉祐之治”完全等同,日后在北宋政坛引领风骚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对政治环境和君主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有不少内容被当代学者引用为北宋政治中典型问题的论据。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看来,这段时期离“太平盛世”尚有较大差距。但经过主政者在元祐时期（1086-1094）和南宋之初的两次构建后,“嘉祐之治”成为政治稳定,众贤在朝的象征,也阻止了剧烈变革的潜在可能。通过分析和研究嘉祐政府的形成过程以及仁宗的态度转变,有利于搭建一条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之间在政策上的承续脉络,进而为理解这两次重要变革间的历史提供新思路;通过对嘉祐政治具体内容的分析,有助于重新定位嘉祐时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现象;最后,通过“嘉祐之治”的建构含义,能够进一步认识北宋后期和南宋在政治方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