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老舍以文化启蒙视角创作了众多家喻户晓的作品,而美国归来后,他却在惶恐中,由文化启蒙者变为了需要向人民大众学习的知识分子。老舍一方面不停的进行自我批评,将不够进步的作品反复删改,不合时宜的作品不再出版。另一方面也加紧进行新的创作实践,马不停蹄的将各类政治运动写成剧本搬上舞台。归国初期,老舍的确想将自己的欣喜之情表达在作品中,但他逐渐觉察到这样的创作与他原有的艺术理念背道而驰。压抑中的老舍试图回归文学自我,却无法实现。最终,老舍不堪忍受在现实与文学理想间的挣扎,选择走向太平湖。本篇论文通过考察老舍文学的生成与走势,揭示出他身份认同的危机,从而为他晚期创作质量的下滑与个人的悲剧结局寻找到文学认同的因素。首先,探究老舍建国前后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向。原本想以文化救国的老舍,擅长以启蒙者身份对文化痼疾进行批评,但这样的创作在建国后消失了踪迹,老舍以卑微的姿态开始了对新时代的颂扬,在自卑感与自我否定中承受创伤。其次,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考察发掘老舍的心态变化。建国后,老舍谨慎的将不合时代要求的作品进行了处理,但在无法抑制的文学自我的驱使下,尝试着创作了《茶馆》与《正红旗下》,前者承受了批评之声,后者在形势的转变中停笔,特殊的时代中,老舍的创伤注定无法修复。最后,老舍的个人经历是那一时代作家群体的缩影,尽管不同作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所面对的结果却具有一致性。当时过境迁,有限的反思被逐渐淡忘,这也造成了创伤的耽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