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金庸现象”已经成为人们(包括文学批评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对金庸武侠小说褒贬不一，赞誉者称其为“中国文化的骄傲”和“中国文学的骄傲”，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贬斥者则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是幻想的产物”，“不具有挑战性”，甚至认为“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这就使得如何认识和评价金庸武侠小说叙事价值和文化品位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金庸小说强调“反映人生”，表现“人的个性、人的情感”，因此，本文便试图从金庸小说的生命意识这一角度入手，去认识和把握金庸小说的独特魅力。 本文认为，金庸小说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表现了生命存在的荒谬性与悲剧性；二是作品表现了生存世界的无序与混乱。 中国的文化传统曾经创造了人类的“父亲”形象，赋予这一形象主体对人类起源的缔造功能和拯救意义，以此强调人的来源的合理性。但是，金庸小说中最基本的人物和意象之一——“侠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包括地域空间和心灵空间)都与他们的“父亲”相脱节，他们的“父亲”并没有对他们的生命流程产生指引、拯救等实质性的意义。“侠客”“父亲”的“缺席”状态便消解了其不可或缺性，也导致了“侠客”生命存在的荒谬性。并且，中国文化传统在强调人的来源的合理性时，十分重视人的血缘关系的有效性和不可更改性。《大学》宣扬了“修身”对“平天下”的绝对意义，传递出对来源合理的“身”的重要性的肯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观念则直接强调了人的来源在血缘关系上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更改性。但是金庸小说人物的血缘背景显得极为复杂。与一般武侠小说一样，金庸小说中“侠客”大都具有英雄身份，他们是“善”和“正义”的化身，他们的行为是英雄的壮举，然而，在血缘背景上，他们的血缘上线不仅存在着“善”的因子，也有“恶”的因子，“侠客”实际上是“善”与“恶”的结合体，“侠客”这种复杂的血缘背景使他们的来源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导致了“侠客”生命存在的荒谬性。 另外，金庸小说还消解了“侠客”行为的意义性。本文认为金庸小说虽然展现了人抗争世界错乱秩序和重建理想秩序的努力，但这种行为是借助“侠客”的“超人”力量来完成的，“侠客”的“超人”力量不仅在来源上具有虚幻离奇的色彩，在操作上也具有超现实性，这就使“侠客”的行为具有非现实性和非合理性。并且，金庸小说中“侠客”的行为有时或者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或者仅仅停留在实现个人私利上，“侠客”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色彩及其救赎意义因此被消解，表现出无意义性。 在表现生命存在的悲剧性的时候，金庸小说着重抒写了作品人物的悲剧性结局和人格模式的残缺性。金庸小说人物的结局大致有两种：归隐和死亡，这两种结局不仅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模式，还喻示了人与世界的不可调和关系及对立状态。金庸小说的人格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的“超我”人格模式，二是强调生命个体自由独立的“自我”人格模式，三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本我”人格模式。这三种人格模式由于相互分离、断裂，没有关注到生命个体的自由独立与生命个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所应具备的对“他者”自觉责任意识的和谐统一，因而表现出残缺性。 本文也分析了金庸小说生命意识的另一个层面，即对生存世界的观照。金庸小说表现了人物生存世界的无序与混乱。一方面，作品中“江湖世界”作为人物的生存空间具有凶险、残酷和狡诈的特征，是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它给人类带来了种种危机，如生存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和情感危机等。另一方面，作品中“江湖世界”的“正”与“邪”处于一种“正”弱“邪”强、交错混杂的形态之中，不仅“正”中有“邪”、“邪”中有“正”，而且“正”有“邪”不时地相互转换，它给人的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人的生存世界在秩序上显得混乱。金庸小说中人物的生存世界还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人物演绎生命流程、实现英雄梦想的场所，又给人制造了无限危机，这使它具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般的内在张力。 ．更为重要的是，金庸小说淡化了作品故事的时代背景，并借助了戏剧中的“间离效果”来强化作品故事的真实性，这就使作品故事所隐含的意义具有普遍性和 互互 4深刻性，从而增强了作品悲观主义色彩。 最后，本文还探讨了金庸小说生命意识的成因及其意义。本文认为，金庸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使其作品生命意识在内涵上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形成同构，而香港的历史又为生活在其中的金庸提供了特殊的地理背景和文化背景，使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