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和国内研究者都关注到了更广泛的比较优势来源,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优质的无形要素,制度的动态调整发展成为了各国贸易增长和比较优势提升的重要来源。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发展转型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压力,亟需以制度变革为突破口来促进各种要素的均衡增长与结构优化,并形成以最优方式持续提供制度变量的新的比较优势提升机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现有观点,理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维持现有产权并追求剩余权利,而好的制度应保护其对剩余权利的合理追求,规制不合理追求。企业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制造业企业在内外部制度环境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投入中间品、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并由此获得收益。制度变量应分别从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来影响企业对中间品、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的投入,包括投入的规模、结构与方式。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的提供者分别为上下游企业、要素市场和国家公共政策,而各种制度下的最终决策者和受益主体仍是企业。各种层面的制度通过对广义交易成本的影响,作用于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出口意愿和能力。一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应是建立在最大化节约广义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因此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进行了文献回顾并构建了全文理论框架之后,本文重点对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影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机制和实效分别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进而结合中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现实背景,综合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的调整变革实现外贸要素结构、市场分布和贸易方式以及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在第4章,本文研究了企业层面的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两种范式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市场要素和组织要素的充裕度与密集度对制造业出口优势的影响,得出了“一国在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理论命题,并利用中国的地区—行业交叉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制造业出口优势受市场要素的影响为正,受组织要素的影响为负。在第5章,本文研究了市场层面的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2×2×2”模型来分析要素价格扭曲及其纠正措施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得出了“一国规制要素价格扭曲的制度对比较优势的成效会随着扭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理论命题,并利用中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致力于纠正资本价格扭曲的金融市场化和致力于纠正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劳动者保护作为制度变量,越是充裕,就越不利于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高,且扭曲程度的加深会加剧这种负向作用。在第6章,本文研究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央—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得出了“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和基础税源的扩大有助于贸易利益和比较优势长远发展,而垄断和腐败会对冲这种促进作用”的理论命题,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垄断和腐败会阻碍财政分权对比较优势的正向作用,加剧地方竞争对比较优势的负向作用。在第7章,本文结合中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现实背景,综合分析了每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探究了如何调整和改进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使其发挥出对外贸收益和比较优势的长远促进作用。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