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