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作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在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22年,他出版了《飞鸟集》,获得很高评价,广受国内读者喜爱。但对其研究明显不足,尤其在其翻译选择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翻译研究迎来了新的范式转变——“社会学转向”。其中,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在翻译研究中重释,使研究者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一起展开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角度,本文试图探讨宏观社会文化方向与内部个人因素对于郑振铎选择和翻译《飞鸟集》的影响。基于研究,本人发现权力场域中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场域中的新诗运动都影响了郑振铎的译本选择。同时,郑振铎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泰戈尔的符号资本影响着译本的选择。郑振铎在其人生经历,文学偏好和翻译理念影响下的个人惯习也促使他选择翻译《飞鸟集》。此外,作者分析发现,白话文的发展和郑振铎本身在传统文学积累的文化资本形成了独特的译文风格:欧化与古语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