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希望通过创造文学经典来达到“民族重造”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他对“民族重造”的焦虑和思考又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并最终导致了创作的停止。这是因为他对文学的理解与对“民族重造”的思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一方面他认可“五四”启蒙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否定“五四”启蒙中的异质理想，可以说他要走一条“非启蒙的启蒙”之路。本文从二元对立中的“《边城》论”入手，分析沈从文小说中抒情性与其民族重造的理想之间的关系。抒情性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的乡绅治理、自给自足、礼法秩序持同情、肯定的态度上，《边城》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五四文学中的离家出走的主题，并期待了一种未来性，《长河》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究。1934年，沈从文回乡，重新发现了一个久居现代都市的“自我”，产生了对历史的体悟与对现实的焦虑。他认为政治运动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只有精神创造才能改变社会。而抗战的爆发更加促使他用写作积极干预现实，创造一种民族精神形式，并且借此探寻未来。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这造成了他对现实失去言说的能力，而理想与激情却无法消失，最后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思索。但他又认为个人在文学道路上的失败是偶然的，文学本身仍要在年轻人那里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的某个点上完成价值的复归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