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制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金融管制通过影响资金的配置,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増长方式的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可是,在当下中国,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因此,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是,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线性的,而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效应,一是“Mckinnon效应”,即金融管制不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阻碍经济金融发展,因而无助于经济增长;二是“Stigler效应”,即金融管制帮助快速使储蓄转换为投资、有利于金融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一个正在发展的经济体中,“Mckinnon效应”和“Stigler效应”可能同时存在,只是有时候前者起主导作用、有时候后者起主导作用。在一个金融体系欠发达、监管框架有待成熟的国家,贸然放开金融市场,实际上并不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适度”的金融管制可能是更为恰当的政策安排。本文主要基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研究金融管制与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首先,本文采用数理模型方法,基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以及政府自身利益的视角,探索政府选择金融管制的原因,揭示政府选择金融管制强度的内在逻辑。其次,笔者对国家宏观层面和省级层面金融管制指标进行测算,从国家宏观层面和省级层面探索长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与金融管制强度的关系,揭示金融管制对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并非是线性的,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下,可能存在最优金融管制强度。最后,分别采用产业高级化、合理化、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揭示金融管制强度与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关系,进一步证实金融管制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过程中的确存在最优金融管制强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管制强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与主流关于政府金融管制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不同,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制度背景下,金融管制政策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居民投资渠道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政府选择金融管制政策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现代经济部门技术特点,政府选择金融管制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而可能提高社会福利,而且经济增长质量越高,政府采取金融管制措施的社会福利改善效果越好。资本流入、国有企业垄断利润、政府税收、企业经营风险、利率是政府选择金融管制强度时重要考虑因素。政府的控制权收益越低,金融管制倾向越低。民营企业相对于国企的生产效率越高,政府越倾向于放松金融管制。企业经营风险越大,政府越倾向于放松金融管制。利率管制越严重,政府越倾向加大金融管制强度。国企超额利润越大,政府的金融管制倾向也会增大。政府税率越高,选择金融管制政策的倾向越小。(2)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视角来看,短期内,金融管制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并不是线性关系,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长期内,无论是从省级面板数据看,还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数据看,金融管制整体上均能够抑制经济波动,稳定经济预期。(3)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金融管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性质,适度的金融管制强度可能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优选择。金融管制整体上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不同的金融管制水平对产业结构的促进效果不同。在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上,存在一个最优的金融管制水平。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促进作用,所以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越高,越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权结构不合理会变成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障碍。贸易失衡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管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系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多重门槛效应。在金融管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系中,存在一个最优的金融管制水平。在金融管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中,存在一个最优的金融管制强度区间。效率和公平是无法兼得的,适度的金融管制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必然选择。本文的创新点有:(1)理论创新。金融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性质。从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角度,实证分析最优金融管制强度存在性。(2)研究角度创新。本文选择金融管制的四个维度中的八个方面,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合成金融管制程度指标。(3)方法创新。使用面板门槛模型识别金融管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性质,并且创新性地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做稳健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