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天象解说繁荣发展的时期,国家对于天文修习、天文观测和天象解说等行为皆持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并未实行严厉管控。众多明习天文人员的存在和国家对于天文的重视,为获取天象等天文观测资料提供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大量天文观测资料的存在成为天象解说日益兴盛的重要前提。天文修习者广泛分布于各个区域、阶层和群体之中,经由家传师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文知识传承网。国家制定了天象的观测、呈报与记录等一整套天文事务管理方法,由相应人员负责相关事务,并修建灵台作为日常天象观测场所。其他人员亦可自行观测、解说天象。秦汉时期的人们大多相信星占之说,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天象与天象解说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理解,并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对天象解说加以灵活运用。统治者将日食等天象视作"君权天授"的象征,借此宣扬君权所在。异常天象的出现和基于此进行的解说,亦成为统治者衡量、判断朝政的一种标准,甚至是因势利导、整理朝政的契机。儒者们则将天象解说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力图通过灾异论式的天象解说影响人君之行乃至朝廷政治。星占学预言功能的侧重点在于提前采取措施以避凶险,其回溯功能的侧重点在于深思天诫以修正人事之失,因此天象解说体系的构成重灾异而轻祥瑞。但在证明天命所在或盛世将至等特殊情境下,祥瑞天象有着灾异之象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与特定时期的政治行为关系密切。这一时期的天象解说并非某一群体专有的特权,天文官员、其他官员、隶属诸侯王公大臣者和普通平民,都可以对异常天象进行解析。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天象的解说是综合考量星占知识、政治形势、社会背景、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结果,带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天象解说有两大模式:预言式和回溯式。预言式天象解说通过占测吉凶,来帮助人们判断时势或采取预防措施,以趋利避害。后由此衍生出"移祸"禳灾的思想和方法,影响深远。占用兵是预言式天象解说在军事上的特殊应用,在整个星占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战争内外都有所体现。部分天象占辞的科学性、占辞的多样化和相对模糊性、天象解说者综合各种因素的合理分析以及预言式和回溯式解说的相辅相成关系,是预言式解说长期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异常天象的责任分配是回溯式天象解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围绕着这一焦点问题,各方势力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激烈的博弈。两汉时期异常天象的责任承担者历经了一系列演变过程:西汉昭帝之前,天变的回溯式解说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在仅有的实践中,异常天象与君主/君主之政的关系更为密切,大臣们并不占有显著位置;宣帝朝属于过渡时期,天象与天象解说对朝政的影响日益明显,在君主承责的同时,大臣们开始被指应为异常天象的发生负责;元帝、成帝时期,大臣取代君主成为异常天象的主要责任者;在三公分职分责的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下,新莽至东汉时期,异常天象的咎责逐渐向三公中的司马/太尉一职集中,最终在宦官势力鼎盛的灵帝朝完成了 "天有异象,责之太尉"的常态化。回溯式解说之中,追溯天现异象的具体原因,有多种不同的理论,其中阴盛阳衰说和官员失职说是臣子应承担天变之咎的重要理论基础。回溯式天象解说对于警示人君、规范朝政、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天象解说体系自身的矛盾、国家权力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等因素,回溯式天象解说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君主个人能力的限制。因此,在借助天象解说与当权戚宦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儒家士大夫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严重削弱了天象与天象解说在维系朝政良性运转上的作用。秦汉时期存在少数不符合星占学原理的天象解说事件,这是由于解说者的政治目的和出现的天象无法契合,在解说中星占学原理让步于政治目的造成的,这说明在政治与天象解说的互动关系中,政治一方更居于主导地位。解说者对天象作出解说后,评判者判断其解说是否合理,同样是基于某种政治目的,并综合考量星占知识与现实情况的结果。但不论评判的结果如何,总体而言,两汉时期统治者对天象解说者宽容以待,天象解说者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比较低,这是推动这一时期天象解说兴盛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的星占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是政治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天象和天象解说对朝廷政治影响深远,反映出两汉政局的风云变幻和各方势力的起起落落,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中一道别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