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集体主义”，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尤其关于“集体”的概括性词汇，早已被我们默认和常识化了。论及它们，人们会潜意识的将其与“主义”、意识形态等一些敏感性话题联系在一起。也自然会联想到“个体主义”等一系列与之相对立的词汇。比如我们经常会说，东方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也在思维意识里不自觉地将“集体主义”作为“东方”文化的标识。正是由于它的被默认化，我们很难跳出这一常规“东方”文化重“集体主义”和“西方”文化重“个体主义”的思维定式，去反思“集体主义”本身以外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也多闭门造车，将研究的视角局限于两两对立之中。在这一固定的思维模式下，我们的研究充其量不过只是拿“集体主义”论述“集体主义”而已，而研究的结论其实早已在历史当中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不仅造成了我们思维的盲区，而且也牺牲了很多反思的场景感。事实上，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集体主义”是怎么来的?“集体主义”作为“东方”文化的“标识”又是否可能?　　 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不是纯粹停留在“主义”本身这一元问题上，而是试图跳出我们已经被固定和常规化了的思维模式，从学术的角度，思考除去“主义”本身这一敏感意义之外，我们能否将“集体主义”话语群视为东西比较文化研究乃至现代化研究中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疑点，而不是将其作为既成的事实来全盘接受。因此，我们不妨把“集体主义”话语群作为文化的概念，将其放入本身的文化论争环境中来进行研究，以考察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集体主义”话语群是怎样在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中成为了一个中国特征?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创造?这个话语群与我们所熟知的其他现代化的范畴，如民族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等之间有哪些复杂的互动关系?它如何在历史溯源和近代被迫作为现代化回应的过程中，取得特定的历史意义和东方文化的“标识”?作为“东方”文化的“标识”又是否可能?这又能够为我们解释比较文化、现代化和二元对立的固定路数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和合理性思考?　　 本文将选择东西方文化论争最为激烈的“五四”时期，也即中国被迫回应和探寻现代化建设最为迫切的时期进行考察研究。主要从“集体主义”话语群成为“东方”文化“标识”的历史溯源与“五四”东西方文化论争、“集体主义”话语群与东西方文化论争的原因探究以及“标识”的可能性分析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