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现象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的产物,农民工的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两千万逐渐增加至现在的2亿人左右,他们已经占中国产业工人总数的60％左右。农民工为中国的制造业、建筑业及日益发达的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农民工自身又得到了什么呢?他们依然在社会的最底层,坚忍的生活、匍匐着前进。每每提起造成农民工如此困境的原因,我们总被那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旧有体制的弊端遮蔽了双眼,而忽视了农民工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们甚至无法给出“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准确定义和影响因素,那我们又岂敢妄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就业?　　目前国内对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定义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即农民工的整体素质,素质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当前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文化素质,二是劳动技能素质,三是对城市文明的接受程度;另一种观点基于国外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从起初的弗里厄将就业能力定义为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到后来的帕兰德认为就业能力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直至傅格特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认同和个体适应性来定义就业能力。我们不难发现前一种观点仅仅限于概念的描述而缺乏理论基础,后一种观点则一味的洋为中用,忽视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本土特点。可以说,目前对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定义还相对空白,实证研究还相对薄弱。　　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来研究农民工就业能力。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说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介绍了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等;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国内外与本文相关的理论成果,并对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首先分析了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以及它们的测度方式,然后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假设;第四部分通过作者在抽样调查中获取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对前一部分的假设进行验证;第五部分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并对结论进行讨论分析;第六部分是针对文章的结论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从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即结论与展望部分,主要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研究的限制与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为了深刻揭示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内涵,了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笔者选取了年龄、性别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民工的个体特征;选取了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状况、培训经历和身体健康状况4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选取了社会经济地位和关系强度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选取了获取工作的能力和维持工作的能力2个因变量来分析农民工就业能力。通过实证分析,笔者最终得出了:男性农民工的岗位层级较高;年龄对农民工获取工作的数量和工作年限有显著的正影响;职业技能对农民工获取工作的数量的正影响作用最强;文化素质对农民工获取工作的速度、工工作年限和岗位级别的正影响作用最强;健康状况与农民工获取工作的数量、速度、工作年限和岗位级别均无相关性;经济状况与农民工获取工作的能力和维持工作的能力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强关系程度对农民工获取工作的数量和工作年限有显著的正影响作用;弱关系程度对农民工获取工作的数量有显著的正影响作用等8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