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讨克什米尔地区以水资源为目的的土地攫取现象背后的政治过程以及围绕土地攫取的利益和成本在相关主体中是如何分配的。以吉萨冈戈水电项目为例,本文试图考察的是克什米尔地区水电项目背后以水为目的的土地攫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土地剥夺和移民重置现象和围绕土地攫取的权力关系和反抗,侧重探讨的是农民与土地、水和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底层民众如何回应强势的政治精英群体,并透过相关行动者的叙事阐释他们所得和所失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对土地攫取的政治过程、影响及当地人反抗的研究,本文发现,政府支持下的私人资本所进行的土地攫取给当地的农民、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土地攫取的过程中,精英群体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底层地位,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决策权和选择权方面。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穷人在土地攫取过程中遭受更多的是被剥夺和驱逐。土地攫取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传统、生计、私人和公共财产资源、生态、社会关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让当地农民陷入了去小农化和强制商品化的漩涡之中。攫取土地的私人企业一方面利用“回扣”和“补偿”引诱农民放弃他们需求,另一方面也在通过贿赂官员的手段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水电工程建设前后,私人企业在对待当地农民的态度上也发生了转变。工程之初,私人企业的态度以同情和和解为主,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参与工程建设的临时性工作,但在工程完工之后,这部分农民面临的是被解雇的境遇。可见,私人资本在当地需要的是只是当地人的土地而非他们的劳动力。此外,很多失去住房和部分耕地的农民由于被重新安置到数百公里外,因而无法继续耕种位于原居地的剩余耕地,这就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当土地不被需要时,土地上的劳动力也是不被需要的。在土地攫取的过程中,当地农民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行了反抗。在政府和私人企业利用电力危机叙事试图为水电工程提供合法性的同时,当地人则反驳这些“发展工程”满足的是资本盈利而非当地农民的需求。在反抗的过程中,农民在身份认同上并未只将自己视为村庄层面的社区成员,只为物质利益抗争,而是将自己与整个克什米尔相联系,试图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发展面具下的财产剥夺与驱逐现象实质是嵌入在克什米尔被印度控制的背景之中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治局势的调整。本研究认为,农民在所处政治结构中的反抗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在土地攫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得到重审。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政府、公司连同精英(缺席地主)的支持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在土地攫取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当人们对土地攫取提出反抗时,政府采取的是大棒政策,与此同时,公司利用“补偿陷阱”诱使当地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政府在控制农民耕地之后,继而将土地转让给了私人企业。这种对拥有正式所有权土地的强制控制现象表明,仅仅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并不能完全规避土地被攫取。尽管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在政府的“公共利益”目标下,Hedwen和Hopri的农民实际遭遇的是被掠夺和驱逐。为理解围绕吉萨冈戈水电项目的相关叙事和话语,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利益主体是如何为各自的利益需求提供合法性的。在以水为目的的土地攫取场域中,通过考察不同利益主体的各自立场和视角,本研究试图回应如何解决发展主义、环境主义、国家利益与民众的基本权利、国家主权、地方性身份认同以及反抗之间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