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力所在。随着保障人权价值的回归,刑法逐渐朝着民权主义刑法迈进。但是,受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阐释的影响,我国的罪刑法定主要着眼点在于:限制司法权,而对英美法系罪刑法定的特点――限制王权、立法权重视不够。其结果是:司法者只能机械执法,明确性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价值没有真正实现。鉴于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明确性的内涵、地位与作用,以及实现的路径进行进一步探讨。这就是本文的写作缘由。　　全文共分四节,共约2万8千字。　　第一节首先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主要理论进行阐述。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历史沿革的角度剖析了明确性在两大法系中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对明确性的内涵进行界定:明确性是相对明确,明确性是立法、司法两个层面的相对明确。相对明确是法本质决定的,其判断标准是:符合一般公民的理解。在内容上包括罪和刑的相对明确。相对明确的程序要求是:公开,实体要求是:适当。　　第三节阐述明确性是公民安定的心理需求,明确性保障公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因而明确性的价值取向是人权保障。　　第四节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从立法、司法两个层面论述实现“相对明确”的路径。对立法者而言,要走出立法万能、立法无能的观念误区,加强立法解释,适当使用抽象用语、弹性条款。对司法者而言,司法者作为司法主体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刑法解释权不可否认。这是明确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司法者释法首先要把握的理念是:客观的立场,严格的限度,从而获取合理解释。司法者释法的主要方法有:语意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论理解释。在论理解释的视野中,扩大解释原则上应当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出于刑法兼顾社会防卫的需要而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扩大解释,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必须在明确性原则理论根基的指引下,把握运用限缩解释的时机。当然解释是事理上之当然与逻辑上之当然的有机统一。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对各种解释方法综合运用,使得刑法条文含义明确化,法律相协调。并以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例对解释理念、解释方法进行论证。　　为保证司法者释法的有效性,建议建立“判决书释法说理”制度。司法者要努力提高在具体个案中解释的能力,以使得明确性在司法实践中实现个别化,罪刑法定原则在具体个案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