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柏拉图的著作堪称经典，他的哲学思想时至今日对后世还有非同凡响的影响力。其代表作《王制》被视为一部永恒的著作，对它的研究并未因时间的久远而淡漠，相反，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思想狂潮时，回归柏拉图的经典著作显得尤为迫切。作为柏拉图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王制》蕴涵了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七卷的“洞喻”是理解《王制》核心思想的一个切入口。本文试图从“洞喻”出发，对哲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原因和目的进行分析，以求认识哲人追寻的终极意义。另外，对于由此引发的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人与城邦的冲突进行深入探讨。哲人被强迫上升至洞外高处，在那里看见了太阳、明白了事物的真相。在《王制》中苏格拉底谈到作为城邦的“建立者”，要对有天赋的人进行优质教育，将其培养成拥有良好灵魂的人，并最终获得最高的知识，认识真理、达到至善。洞外的经历使那个被解除枷锁的人从一个囚徒转变为一个哲人，在被迫上升后他又再次被迫下降，返回洞穴的他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使命。城邦的“建立者”通过教育培养了他，那么，他作为城邦的公民有责任关心和护卫城邦的其他公民，并和他们“同甘苦共荣誉”。由于他拥有了好的灵魂，并“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他更能“清醒地管理”城邦。哲人统治城邦是被迫的，因为哲人的生命热情都消耗在了对绝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上，他向往自由，热衷于至善至美的可知世界。城邦的事务在他看来不过是些琐碎的人为之物，人们过分沉醉于对名誉、权力和财富的贪念中，让哲人统治城邦势必会颠覆城邦固有的传统，但是哲人的认知在城邦公民看来同样是难以接受并认同的。哲人与城邦的冲突在所难免，这背后隐射的是哲学与政治难以调和的内在分歧。政治关注的是道德、习俗、法律及宗教等公共的社会事务，它需要各种律法、规则的束缚，并希望通过自身的权威效应影响社会、改造世界；哲学则是个人对智慧、纯粹知识的追求向往，有着对某种绝对自由的极度狂热，它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认识世界，不可能改变世界。哲学与政治在本质上是两条难以相交的平行线，运行在各自不同的存在轨迹中。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无论哲人的思想境界何其高远，他都难以挣脱内在的身体束缚和外在的环境限制，用强迫的方式让政治与哲学结合为政治哲学，哲人由此成为政治哲人，可以缓解哲人与城邦的冲突，让哲人自由驰骋的心有所收敛，避免“走火入魔”，使哲学返回“常识”、返回“清明与温良”。哲人在被迫下降后将对哲学的热情转化为对城邦的教育，相比城邦建设中的其他事务，哲人认为“教育和培养”才是最为重要的，这关系到城邦的荣辱兴衰。哲人的洞穴生活因为教育这一重要使命变得熠熠生辉，哲人更希望通过教育再次走出洞穴，这一次上升他想要带走那些同样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人们。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既不可能从本质上动摇哲学的立场，也不可能使政治世界改变其旧有的习俗和观念。因此，让哲人来统治城邦，以求建立完美的理想城邦最终是难以实现的，哲人无法冲破固有的政治束缚，政治世界似乎也难以容忍哲人的所作所为，哲人的行为在政治家看来是危险的，他终究与洞穴生活格格不入，哲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死亡。不过，哲人之死并非城邦单方面所为，哲人自己其实也参与了对自我的判决。作为哲人典型代表的苏格拉底意识到政治社会的不完满和人的局限性，他仍希望用一己之力去超越有限，尽管徒劳甚至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他拒绝别人对其生命的挽救，这种可贵的精神带去的是自我毁灭，彰显的却是向一切不完满抗衡的最有力一击，以唤醒城邦熟睡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