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现代性”话语,分析中国“启蒙”的目标,凸现中国“启蒙”的现代性矛盾,归结其原因,并得出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开创中国启蒙新局面。论文共有前言、主体、启示三大部分,按5章展开。前言部分(第1章),介绍“启蒙”、“现代性”的概念,并指出启蒙有待完成论的根源在于现代性的矛盾。主体部分(第2—4章),主要论述中国启蒙的现代性追求历程中的矛盾与局限。第2章,分析现代早、中期的中国启蒙与现代性的“混沌合一”。晚明王阳明、李贽与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尤其是后三位)的思想是启蒙思潮的滥觞,是启蒙现代性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先有龚自珍、魏源等,后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思想家,自觉承续前人的启蒙思想,并有所推进。在现代早、中期,中国启蒙内含的是启蒙现代性。但现代中后期之交的戊戌启蒙运动,已经出现了反现代性的气质,中国启蒙和现代性有了走向分裂的迹象。第3—4章,分析现代后期中国启蒙与现代性的“双向分裂”。首先,“五四”启蒙是社会启蒙与文化启蒙的双重表达,这使此前的“混沌合一”的启蒙精神与现代性发生了分化。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出现新文化运动主流派和文化守成主义者的两种不同的启蒙进路,构成了对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双重追问。其次,20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9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片面追求的或是启蒙现代性或是审美现代性,造成了对“五四”启蒙的片面撕裂,实际上跌回到“五四”之前的启蒙水平。启示部分(第5章),提出要超越“启蒙”与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时期,中国的启蒙思潮和运动难以弥合现代性的矛盾的原因,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根本的,即它们或缺乏或回避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