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业是伴随着外来入侵而产生的。晚清民初时期在华外报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传教刊物到中文商业报刊的趋势。这些报纸在宣传上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在报道上对中国进行政治打击、经济掠夺、文化入侵等,使得这一时期的报刊话语主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经常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其助威呐喊,谋取在华利益。同时期的中国文人、绅商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从最初的对近代报纸的“不屑一顾”,到开始重视报纸的功能、产生觉醒意识,最后转而进行争夺报刊话语主权的尝试与实践。他们通过自主办报和购置报刊股权的活动,尝试改变在华外报掌握舆论主导的状况。上海因其地理条件优渥、商品经济发达、政治文化集中等特点,促使它成为了近代报纸的聚集地。外来商贸的发展也使一批绅商群体聚集在上海,进行政治经济活动。面对在沪外报屡屡污蔑事实的不客观报道,这一批绅商忿忿不平,进而激发重视报刊话语主权意识,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刊。王韬在香港成功创办了《循环日报》,给予国人争夺报刊话语主权的经验。面对外商创办的《申报》所刊载的杨月楼一案,报纸评论涉及对地域的歧视,容闳、唐廷枢等人创办的上海《汇报》与此产生直接关联;上海道台冯焌光联合上海各绅商,创办上海《新报》,以登报的方式表明吴淞铁路的主权归中国所有,强硬表明报刊话语立场,还刊载中英双语新闻以抵抗在沪外报的歪曲报道。国人通过自主办报活动,开始让整个舆论界有能力与外报相抗争。绅商、文人们因政治运动、商贸发展之需,继而通过购置报刊股权的方式来夺回报刊话语主权,张謇、史量才等人对《申报》股权的收回,让《申报》主权回归国人手中,为我所用;对于上海的另一张大《新闻报》,史量才则通过购买报纸股份成为《新闻报》大股东;张竹平成功收购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让中国人的话语在外文报刊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