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固有的城乡差异、性别歧视、阶级分层等因素,餐饮业青年女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常常会由于群体身份偏见遭受来自城市顾客、老板、同事等各方的排斥和歧视。身份偏见给青年女性农民工群体带来的不仅仅是在城市生活的艰难的困境,更给她们的心理带来“相对剥夺感”,使她们不断被社会边缘化,导致她们的身份认知模糊化,“二等公民”的心态内化于她们的意识形态中,极大增加了她们市民化中断的可能,使她们在寻求理性生存策略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本文以上海市徐汇区餐饮业为例,使用访谈法、文献法和观察法作为研究方法,观察、描述、总结她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形式的身份偏见,并研究她们是如何在身份偏见下寻求理性的生存策略的。本文认为,女性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女性、服务员的不同身份,遭遇的形式多样的身份偏见来自城市顾客、餐厅的老板和同事等;偏见的形成原因有城乡差异、性别歧视和阶级分层。女性农民工为了在身份偏见的大环境下寻求理性的生存策略,大体上采取两种行动选择:忍耐与身份突围以及日常抗争。忍耐与身份突围包含自我规训、表面的顺从、个体自助与主体性表达、通过身体消费引起身份突围等;日常抗争是生存策略中的无奈之举,她们渴求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抗争,但由于不具有集体公开抗争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她们只得将反抗意识与行为内化于日常生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公开化的日常抗争。这种日常抗争的特点是生活化的、个体化的、碎片化的、隐蔽化的、无组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偷懒与怠工、欺瞒与冒险、“用脚投票”、亚文化的形成等。青年女性农民工寻求理性的生存策略的目标是规避风险、稳定收入、生存下去,行动准则是“安全第一”和“避免最坏”,而只有保持抗争行动与适应行为的动态平衡,才可以达到生存策略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