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经典性的中医书籍,《伤寒论》中蕴含了博大的中华文化、深邃的医学原理,以及丰富的临床实践,对于当代中医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本论文选取了《伤寒论》的“通”法作为研究对象。为了能把“通”法说得更为透彻和全面,本文兼及“通”法所主治的郁证和结证。因此,文章也相应的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郁结论与通法论。中医学在《内经》之前就很重视郁证,因为《内经》提出的“五郁”说已经非常系统了。不过,《内经》认为五郁缘于运气之太过与不及而发生,对郁证的认识仍局限在外感范围。及至丹溪“六郁”说的提出,开始把人体诸病皆归结于郁,对中医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郁证既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症状,而是人体因各种内外因素,造成脏腑生理功能紊乱,气血津液运行失调,结聚而不得发越的一系列证候之总括。相比而言,仲景对于气机不畅所形成的病证,大多强调其“结”。“结”和“郁”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的区别。从表面上看,“结”的程度更重,其实不仅如此。“郁”和“结”均系人体对气候、情志、饮食、起居等因素失于调适所造成,但前者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并不必然导致疾病;后者强调病理结果,可以与临床事实相互印证。相比而言,“结证”一词更为准确。虽然仲景并不象《内经》和丹溪那样旗帜鲜明地进行论述,但如果仔细推敲其博大的辨证论治体系,就会发现仲景的结证理论不仅清晰,而且更为完备。《金匮要略》一开篇,仲景就提出了最为著名的论断:“若五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把气机通畅与否作为判断人体生理与病理状态的最高标准。这一论断的思想根源来自中华文化最为灿烂的部分——气论。在气论思想的指导下,仲景的《伤寒论》准确把握了阳气郁结在伤寒病发生、发展、传变中的重要作用。伤寒阳郁之后,最常出现的为化热与水停两端,又由于病位与兼夹的不同,呈现出的证候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关这些内容,本论文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了使分析更为具体,文中围绕几个具体的例子,如太阳病从麻黄汤证到白虎汤证的过程而展开,相信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WP=6>4 《伤寒论》“通”法研究在对伤寒结证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对于“通”法的理解就变得十分容易了。张子和认为:“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医治法的纲领。正常情况下,阴阳二气不仅在运动上保持“通”,还在数量上维持“平”。反之,人体就会发生疾病。可见,中医学的治法正是基于气论而形成的。针对伤寒阳郁的特点,仲景将《内经》“结者散之”理论加以拓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通”法体系。“通”法的应用贯穿了《伤寒论》的全文。由于病位、病性、病势的不同,用于伤寒阳郁的“通”法也是各种各样的。虽然“通”法并不是一种内涵清晰的治法,但是它和那些规范的治法,如汗法、下法、吐法、和法、消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论文根据这种关系,对《伤寒论》针对各种郁证所采取的形形色色的“通”法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对中医治法学的规范化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