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本次调查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长沙地区社区人群中心境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的单病和共病状态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以探索疾病的危险因素,从而为制订相关预防控制对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对象与方法：数据来源于长沙地区精神卫生调查中收集的2010年至2012年的流行病学资料,对长沙地区城乡居民采用多阶段、系统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受试对象,以增补后的一般健康问卷12项(GHQ-12)为筛选工具,选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为诊断标准,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DSM-Ⅳ-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I/P)病人版为本次调查的诊断工具,分别调查心境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的单病和共病状态的时点患病率与终生患病率、患病率分布情况以及探讨影响因素,对结果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方法比较了单病、共病与无病者,以及单病与共病者之间的社会人口学的特征。结果：1.长沙地区酒精使用障碍和心境障碍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分别为1.76%和6.01%。2.长沙地区普通人群中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中心境障碍患病率60.9%,心境障碍患者中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9.9%。控制年龄、性别、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以后,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发生心境障碍的风险性是不现患酒精使用障碍者的33.54倍(OR=33.54,95%CI=17.52-64.20);心境障碍患者发生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性是不现患心境障碍者的35.51倍(OR=35.51,95%CI=18.02-68.39)。3.长沙地区男性患者中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88.9%)高于女性(11.1%),且男性酒精使用障碍者共病心境障碍患病率(78.6%)高于女性(21.4%),但女性单纯心境障碍患病率(57.5%)高于男性(42.5%),提示对男性要重点预防酒精使用障碍的单病和共病状态。4.在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中,患病率最高的心境障碍是心境恶劣障碍和重性抑郁障碍,在本研究中,患有酒精使用障碍的个体中心境恶劣障碍的患病率为28.3%,重性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是21.7%；心境恶劣障碍中的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也为28.3%。酒精使用障碍者发生心境恶劣障碍的风险性是不患酒精使用障碍者的26.85倍,而发生重性抑郁障碍的风险性是不患酒精使用障碍者的16.34倍,说明酒精使用障碍者更易于发生心境恶劣障碍。5.患有心境障碍者发生酒精依赖的风险性是不患心境障碍者的37.89倍,发生酒精滥用的风险性是不患心境障碍者的15.25倍,说明心境障碍患者易于发生酒精依赖。其中心境恶劣障碍和双相障碍患者中酒精使用障碍的比例均超过25%,尤其心境恶劣障碍患者发生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性是不患心境恶劣障碍者的50倍。心境恶劣障碍患者最易发生酒精使用障碍。6.家庭收入是影响个体患有心境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高者,患心境障碍或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性可能相对较小。结论：酒精使用障碍者与心境障碍容易共患病,应引起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重视,长沙地区社区人群中精神疾病的共病率较高,在有首发疾病的人群中进行干预,预防共病的出现,可以降低精神疾病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