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财政体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民负担问题开始凸现，并迅速加剧，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满，一些地方因此出现农民上访，甚至酿出恶性事件。此时，农民负担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农民和农村的贫困，更重要的是影响全社会的稳定和全民族的发展。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中央、国务院曾经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在很多方面做出了硬性规定。2004年，中央提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1月1日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民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可见，减轻农民负担不能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来达到目的，农民负担具有深层次的根源和自身的规律，需要人们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政府提供能够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措施。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问题的研究来找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从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负担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贡献力量。本文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际为序，以事件为络构造全文，采取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结合的方法、举例法、列数字法、比较法等，让事实说话，让数据发言，以充分发现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突出事物本身的特点。在大量占有资料和严密的归纳、演绎、推理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使结论尽可能符合实际、指导实践，即使结论不够严密完善，希望也可对现实创新有一定启迪作用。与以往不同，本文突破了对农民负担的传统认识。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是针对农民的显性负担，而忽略了农民的隐性负担，或是对农民隐性负担认识的不够，最终当然无法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民的显性、隐性负担的全面分析指出，税费负担只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农民还担负着巨大的隐性负担。本文特别强调重城轻乡、重工轻农以及城乡分隔、封闭管理的户籍管理等制度安排，是建国以来加重农民负担、导致今天农村贫困的最主要根源所在。本文指出，如果不能对二元分隔的制度安排进行突破和创新，仅仅依靠取消农业税是无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本文将农民负担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进行讨论，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显性负担总体趋势虽然呈现下降，但有反弹的苗头；而且，取消农业税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隐性负担，农民的隐性负担依然十分沉重。本文从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民负担反弹和依然沉重的原因，并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