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风险社会中新类型犯罪的出现,传统刑法责任主义机制已不能预防法益侵害早期化、扩大化等趋势。袭警罪的增设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大亮点,也是新时期执法环境变化和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提升的时代呈现。从依附于妨害公务罪的袭警从重条款到独立规制的袭警罪,无疑对人民警察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成为人民警察日常执法过程中强有力的“护身符”。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宜轻易将与民警的肢体冲突、消极反抗行为一律认定为袭警罪。通过对128份袭警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梳理与分析,归纳出近两年来暴力袭警行为的类型化特征和入罪态势,并使用案例分析法总结出袭警罪司法适用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本罪保护法益的司法定位模糊,实务中偏向于保护人民警察的人身权益,而对行为是否阻碍公务执行不进行实质性判断,法益定位出现偏差将导致入罪门槛过低;二是“暴力”要素认定不清,对暴力的形式、对象、程度均不能准确把握,入罪要件的泛化适用将违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三是司法适用中袭击警务辅助人员的行为定性不准,具有类推解释之嫌;四是将轻微危险行为形式入罪,架空前置法的适用空间,造成刑罚范围的恣意扩张。针对上述问题,可将袭警罪的性质界定为具体危险犯,从实质刑法观角度对袭警罪司法适用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第一,对实务中袭警罪的法益定位进行纠偏,明确本罪为复合法益,通过保护法益甄别值得处罚的行为,以“量”的差异准确入罪;第二,从制度解释立场和实践适用层面明确细化“暴力”入罪要件,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的认定标准;第三,从立法论角度制定《警务辅助人员法》,设立袭击辅警的法律责任条款,以明晰辅警法律身份;第四,从实质可罚性视角区分一般违法与实质违法,将不具有实质违法性的轻微危险行为运用“但书”实质出罪。从以上四个方面为袭警罪司法适用提供实际可行的具体解决路径,以保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实现类案类判的司法正义。刑事处罚不是社会治理的最佳手段,运用社会政策规范执法过程、化解民众纠纷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