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近年来，江西省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3年，江西省县域经济总量达8725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60.9％，成为江西省创造财富的主要领域，更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与全国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中部其他省份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相比，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且省内各县域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财政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其对县域经济的支撑和保障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财政政策是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之一，财政政策通过调节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　　目前学者对于县域经济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及演化过程的分析，而从财政政策角度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忽略了县域单元之间空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本文在考虑空间自相关因素的条件下，从财政政策角度探讨促进县域经济空间均衡发展的对策，能够在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有所创新和丰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制定促进江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因此，研究江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在分析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对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和空间集聚现象的分析，结合现行江西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发现其中的不足，进而提出利于实现江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和配套的财政措施建议。　　本文收集整理了2004-2013年间有关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首先运用一般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在研究期间内江西省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县域经济的总体差异也在逐步扩大，且总体差异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于次年有所缩小。经分析发现，造成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如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县域之间天然存在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差异以及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对地区支持政策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对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空间差异分析。从总体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地方财政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五个方面选取共12项评价指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对具有代表性年份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将分析结果可视化。结果发现江西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2004-2012年，江西省县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开始逐步拉大，2013年差距开始缩小。由于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距离越近，事物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因此，在考虑县域单元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对江西省县域经济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分析发现，2004-2013年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空间正相关，且相关性逐渐增强。省内经济发达县域与经济不发达县域之间存在着分别集聚的现象，即经济发达的县域，其周边县域一般经济发达;经济不发达的县域，其周边县域一般也不发达。经济发展的“高高”集聚区一般分布在南昌市周围，“低低”集聚区一般分布在江西省东南部地区。对江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和空间集聚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除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外，全省县域经济空间失衡还可能是因为落后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较高，而第二、三产业没有得到较快发展;县域单元之间的空间近邻效应的影响，导致“高高”集聚区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而“低低”集聚区的经济状况一直没办法好转，始终处于落后状态。　　分析现行江西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后，提出以下几点利于实现江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均衡的建议:优化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而言应当扩大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丰富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加强税收征管。其次，完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落后县域的转移支付规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整体县域进行划分，确定转移支付重点并实行有差别的转移支付，同时也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督考核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针对欠发达地区政府提供本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情况，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力度，着力优化县域经济的空间投资结构。其中，省级政府应当对不同的类型的县域制定有差别的投资计划，着重加强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民生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提供跨地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县级政府在加大本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力度的同时，应当积极向省级政府申请重点投资项目。最后，相应的财政政策应当利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着力点应当在于加强财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持和引导，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和优势，发展特色的支柱型产业等。　　在财政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配套的可促进江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均衡发展的财政措施建议。首先，应当从科学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并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扩大县级管理权限三方面着手深化江西省“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改革。其次，做大财政收入“蛋糕”，增强县级财力，从根源上解决县级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最后，拓宽政府现有的融资渠道，引入民间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