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的日益深入,使得传统的以贸易量为评判标准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相反,贸易附加值指标对于衡量一国在垂直分工中的实际得利,要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产品内分工通过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作用于一国贸易利益。实证检验表明要素结构变动对贸易利益有正的影响,但剔除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是负面的,而这是由当前我国技术转化能力不强和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随着产品内分工比重的逐年增加,近年来,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虽然赢得了巨额顺差,但实际获益并不多,存在着高顺差和低附加值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低端位置所决定的。但当中国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扩展时,必然触动美国在这些环节的既得利益,而这正是美国频频挑起贸易争端的根源所在。对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避免国际贸易摩擦三者之间的利益权衡,本文认为:利用产品内分工的要素流动效应,逐步改善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技术模仿,以FDI带动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提高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区段地位;通过价值链的横向扩展和纵向加粗,实现出口结构的改善,避免贸易摩擦。这才是当前我国提升产业结构、实现出口贸易的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的更为稳妥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