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组织沉默是行政组织内部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是指组织成员作为组织内部情况的知情人,在直接或间接认识到组织内部存在不道德行为时,即直接或间接损害公众利益(包括公众设施、财务等)的,其后果对民众造成极大危害或影响的所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十八大以来我国为不断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拳出击”严打腐败、整顿吏治、,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从中观视角为切入点来看,公务员享有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肩负“公共性人格”社会服务的期望双重身份,其组织沉默行为将导致对政策施行偏差的觉察和纠正能力大大降低,加大新政策的制定失败风险,使组织内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对于公务员的组织沉默行为的监督方向无疑是反腐倡廉的新的着力点,并且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国内外公务组织沉默的相关文献,对行为的内涵定义、影响因素、具体分类以及以博弈分析方法为工具的组织沉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旨在了解公务员沉默研究现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框架,突破传统博弈分析中“完全理性”假设的束缚。建立公务员组织沉默行为和监督方监管行为选择机理的演化博弈数理模型,分别探讨博弈双方在是否引入约束激励机制的情形下的不同行为策略,利用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开展动态演化分析,通过MATBLE.R2016a软件对演化博弈中的典型参数取值大小变化进行了数值仿真,根据仿真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监督方和公务员分别选择消极监管和积极沉默行为的原因在于行为成本过高,冲减了预期均衡解行为所带来的最大收益,进而导致选择该行为方式效益低下。在没有社会正效益影响和相关监管措施的加持之下,该博弈系统有唯一的严格占优均衡(消极监管,积极沉默),此结果说明在没有其他社会因素介入和相关监管行为干预的情况下,博弈不可能得到预期均衡状态(积极监管,消极沉默)。反之,在引入其他社会因素和相关监管行为后博弈结果将发生改变:公务员的决策行为会受到监督方监管机制和社会正负效应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政府等监督方提供提高消极沉默行为奖励和社会认同输入,则公务员会愿意采取消极沉默行为方式。与此同时,政府等监督方的决策行为则受到社会公众对监督方监管行为的认同程度的影响,如果社会群众对组织沉默行为有比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必然积极可以提高监督方监管积极性,敦促监督方管制以推动廉政文明建设。仿真的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前期博弈理论分析的一致性:监督方是否积极采取积极监管行动会对公务员的组织沉默与否产生显著影响。各监管方需要在与公务员行为交互过程中,统筹规划反沉默成本投入,提高监管行为支付效益;推进多种沉默成本支付,提高公务员组织沉默行为代价;强化社会公众廉荣贪耻、诚实守信道德观念,提高消极组织沉默行为的鼓励嘉奖和社会正向收益,将反沉默行为意识观念内化为反组织沉默和反腐倡廉核心信念,从而反哺形成巨大的社会监督力量,引发整个社会风清气正的正能量释放。进而,对内约束公务员积极组织沉默行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外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增强政府公信力,塑造政府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