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现行法律的合同在效力上可能遭受否定性评价,这一点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我国现有的违法合同效力规则是将法律、行政法规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则无效。但笔者通过检索案例,发现这样看似泾渭分明的效力认定标准却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还导致了法官裁判思维的僵化。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理论上的不清晰所导致。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二分格局的形成是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逐步演变而来,这一制度在满足鼓励交易,限制公法评价对私法评价影响的主要目的时,难免顾此失彼。首先,笔者通过对立法背景、概念逻辑的分析,认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划分在理论上存在缺陷:概念界定不清,逻辑不周延;判断标准本身存在争议,而且这些标准不过是对现有个案的总结,并不是效力裁判的起点,难以囊括现实中的所有违法合同情形。其次,引导这一规则形成的鼓励交易原则并不能成为限制公法评价对私法评价影响的唯一理由。最后,在方法上,用一刀切的方法对强制性规范进行简单粗糙的划分,忽略了法理层面的合理性和现实复杂性。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区分,除了在观念上提醒我们不是所有违法合同都是无效的,充其量不过是方便理解而已,不能把这种理解上的便宜作为理所当然的现状。笔者认为想要达到限制公法评价对私法评价影响的目的,必须先从观念上反思不同法领域评价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合理的具体制度构建。文章通过反思形式法秩序统一理论的不足以及实质法秩序统一理论的合理性,得出不同法领域的评价可以在利益保护上达成统一的结论。由于各个法领域具有不同的目的,设计出来的行为规范也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将具有不同目的的行为规范统一在一个范畴下。但目的背后往往都体现着一定的利益诉求,而利益又是可以量化和比较的,通过对不同利益进行衡量来判断目的的优先性,可以达到利益保护上的统一。在此观念下的具体制度设计自然就应当以利益衡量为核心,这就要求从制度层面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期在规范、事实以及价值层面达成统一。其次是对自由裁量从方法和考虑因素方面进行限制。在方法上,引入比例原则,将偏向于价值判断的利益衡量尽可能的分解为具体的事实判断,限制自由裁量的随意性。而且本文针对自由裁量中法官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列举,并且对违法合同进行了类型化分析,以期更加明确利益衡量在个案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