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纠纷激增,法律界某些学者试图以推行“法院调解运动”的方式来化解纠纷、掩盖矛盾。在道德文明秩序下,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核心机制自有其普遍适用的文化肌理。无论是家族调解、社区调解还是官府调停,调解人都以权威的身份对纠纷两造进行带有强制性的说服、教育,从而达到息事宁人、维护秩序的目的。儒家礼教的无讼文化已内化为民众的心理追求,熟人社会下的小农经济要求人们不争利益、互让互助,而封建国家为维护统治秩序,麻痹民众权利意识,更是要求社会以妥协的方式处理纠纷,从而推动了调解文化数千年的盛行。相较于道德文明秩序,法律文明秩序以规则为中心,以争取权利为归依,规则的可预测性适用于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以妥协和让利为本质的调解的适用空间受到压缩。社会转型时期是由道德文明秩序向法律文明秩序的过度时期,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陌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正日益侵蚀熟人社会的领域,因此调解的运行空间必定会日益限缩。然而,某些学者以法院调解具有审判所不具有的诸如化解上访、缓解“诉讼爆炸”等功能而大力提倡“法院调解运动”。事实上,信访潮的产生自有其深层的原因,并不是法院调解所能化解的；而所谓的“诉讼爆炸”时代则尚未来临。推动法院调解其实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实施的规避裁判、逃避监督及迎合评比的手段。法院调解运动化会导致消极强制的效果,其产生的影响则是削弱民众对法律的信仰,阻碍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