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个人信息正是支持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使得个人信息的价值日益凸显,受个人信息利益的驱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屡屡发生。为了打击此种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5年增设,随后相关解释的颁布,促进了本罪的司法适用。尽管上述规范一定程度上规制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现有立法没有完全摆脱“亦步亦趋”的状态,实践中关于本罪的司法认定仍存在许多问题。基于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出台和《民法典》颁布实施的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出发并以相关司法解释为立足点,分析本罪认定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并着重对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尝试对本罪的规范化适用提出对策与建议。本文由引言、正文及结语组成,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具体而言:首先,介绍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范演变,主要阐述本罪司法认定依据的沿革。笔者分别从刑事法律规范和非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以时间顺序梳理了本罪的立法嬗变。刑事法律规范方面,本罪从《刑法修正案（七）》到《刑法修正案（九）》,再到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从全到细的过程。非刑事法律规范方面,《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继出台为本罪的适用提供了坚实的前置法基础。另外,通过探讨刑事法律规范和非刑事法律规范的交互关系,厘清本罪的认定需要以相关的前置法为依据,从而为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本罪提供方向指引。其次,笔者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法教义学解读,主要阐述了本罪的犯罪客体存在的争议观点,对其分别予以评析并提出个人见解;罗列了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出售、提供型”行为和“非法获取型”行为,并逐一对行为方式进行认定,阐释本罪的犯罪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并对本罪的前置性要件和罪量要件进行了说明;阐述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也可构成本罪,本罪的主观方面仅包括故意,过失无法构成本罪。再次,讨论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重点和难点。在认定中的重点方面,分别阐释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本罪罪数形态和共同犯罪的认定思路,尝试厘清本罪认定中的重点。在认定中的难点方面,结合本罪具体的司法适用现状,对目前存在的法益定位不清晰、行为方式设置不全面、“公民个人信息”界定不明确、前置性要件解释不合理以及“情节严重”标准缺乏整体性考量等适用疑难问题进行审视与反思。最后,基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认定疑难问题提出对策和完善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其一,澄清本罪法益内容为个人信息安全;其二,现有行为方式存在漏洞,建议将非法利用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其三,坚持可识别性和法益关联性属性明晰公民个人信息认定标准,具体把握实践中“行踪轨迹”与“住宿信息”以及“财产信息”与“交易信息”的认定,并考虑调整公民个人信息的分类方法;其四,对前置性要件进行限缩解释和功能定位,将前置性要件视为提示阻却违法事由要素,从而促进本罪和前置法的有效衔接;其五,坚持综合性的原则,全面、系统的把握“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以解决实践中“唯数量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