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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抗肿瘤药物是用于肿瘤确诊后、术后和维持治疗时使用的一类药物。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对抗肿瘤药物的需求量显著提升。但这类药物前期研发成本较高，多属于专利药或独家生产的药物，定价相对较高，患者用药负担较重，甚至出现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情况。为降低药品价格，缓解患者用药负担，我国医保部门引入药品价格谈判模式，与生产企业通过谈判降低药品价格。但目前对于药品价格谈判前后患者使用抗肿瘤药物的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变化研究相对较少，缺乏谈判药品中抗肿瘤药物采购的定量分析。基于此，本研究根据2016-2019年山东省抗肿瘤药物采购数据，分析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价格谈判前后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的变化，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从而为今后药品价格谈判政策的继续改进提供系统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对抗肿瘤药物通过谈判纳入医保后，对药品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的变化开展研究，从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两方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为进一步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政策提供针对性的实施建议。
研究方法:
本文相关政策文件来源于国家及山东省政府、卫健委、人社、医保和药品集采中心等网站。采用政策分析法对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价格谈判相关政策进行收集整理，为后续数据分析奠定基础。通过中国知网、PubMed、WebOfScience等国内外数据库对抗肿瘤药物价格谈判进行参考文献收集。使用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收集山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抗肿瘤药物采购数据，通过山东省各大药品供应公司收集零售药店采购数据。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山东统计年鉴》等收集研究所需的公共数据。从药品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变化两方面开展定量分析，采用指标包括种类、总额、总量、WH0/HAI可获得性指标、限定日费用和灾难性卫生支出，结合间断性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确定政策对药品采购情况的影响。与医保和医疗机构两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访谈，试图解答数据分析无法解释的问题，对政策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层面，政策间区别主要表现在支付方式、适应症规定、药占比及医保总额补偿的不同。谈判品种以抗肿瘤药物为主，其中仅国谈17种抗肿瘤药物明确提出医疗机构使用谈判药品不占药占比，医保总额单独核算。可获得性层面，抗肿瘤药物通过谈判纳入医保后，各可获得性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且通过间断时间序列模型的构建，证明政策实施对医疗机构采购抗肿瘤药物有一定影响。医疗机构的采购种类从22种上升到40种;适应症为“肺癌”的抗肿瘤药物数量变化最大，从4种增加到9种，采购总额与总量呈现出2016-2018年稳步上升，2019年迅速提升的趋势，采购主要集中在三级医疗机构采购，是二级医疗机构采购的3倍以上;2016-2019年采购总额以适应症为“多适应症”、“淋巴瘤”和“肺癌”的抗肿瘤药物为主，上述三者各年度采购总额占总采购总额的65％以上，适应症为“多发性骨髓瘤”和“肾细胞癌”的采购占比较少，未超过3％;抗肿瘤药品表现出同一适应症分类下，均有1种药品采购较多的情况;结合间断性时间序列分析模型，满足条件的6种药品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山东省抗肿瘤药物可获得性从谈判前可获得性低(2016年，28.27％)上升到可获得性较高(2019年，63.61％)。可负担性方面，四次谈判限定日费用降价绝对值在2000元内，降幅在50％以上，适应症为“结直肠癌”的抗肿瘤药降幅最大，为66.93％，适应症为“胃癌”的抗肿瘤药物降幅最小，仅为38.46％。政策实施前，城镇居民可负担种类仅4种，农村居民无抗肿瘤药物可负担;政策实施后，城镇居民有超过一半(57.5％)的抗肿瘤药物可负担，但“淋巴瘤”适应症分类下仍无药品可负担。在7个适应症分类下，农村居民至少有1种药品可负担，但有23种抗肿瘤药物可负担性与可获得性均位于低水平。仅“吉非替尼片”一种药品可负担性较好且可获得性较高。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一方面，随着药品价格谈判工作不断开展，政策内容逐步完善，药占比、医保总额的问题得到改善，且山东省在落地新政策过程中，回顾以往政策存在的不足，及时出台补充政策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通过抗肿瘤药物采购数据分析发现，患者使用抗肿瘤药物的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各类型药品提升程度不同，且存在用药负担重、经济压力大的情况。最后，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价格谈判还存在政策落实力度不高、医疗机构采购意向不足、零售药店采购种类受限、药品市场竞争性不足和可负担性需进一步提升等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为保障药品价格谈判工作的可持续性，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考虑不同政策间的协调性，保障政策落实
2.提高医疗机构采购积极性，切实提升患者抗肿瘤药物可获得性
3.完善“双渠道”购药，拓展患者购药途径
4.探索医保多元筹资模式，进一步降低患者费用负担
5.鼓励生产企业开展药品研发工作，形成市场竞争降低药价
6.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政策监管体系，保障政策落地实施。
抗肿瘤药物是用于肿瘤确诊后、术后和维持治疗时使用的一类药物。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对抗肿瘤药物的需求量显著提升。但这类药物前期研发成本较高，多属于专利药或独家生产的药物，定价相对较高，患者用药负担较重，甚至出现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情况。为降低药品价格，缓解患者用药负担，我国医保部门引入药品价格谈判模式，与生产企业通过谈判降低药品价格。但目前对于药品价格谈判前后患者使用抗肿瘤药物的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变化研究相对较少，缺乏谈判药品中抗肿瘤药物采购的定量分析。基于此，本研究根据2016-2019年山东省抗肿瘤药物采购数据，分析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价格谈判前后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的变化，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从而为今后药品价格谈判政策的继续改进提供系统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对抗肿瘤药物通过谈判纳入医保后，对药品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的变化开展研究，从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两方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为进一步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政策提供针对性的实施建议。
研究方法:
本文相关政策文件来源于国家及山东省政府、卫健委、人社、医保和药品集采中心等网站。采用政策分析法对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价格谈判相关政策进行收集整理，为后续数据分析奠定基础。通过中国知网、PubMed、WebOfScience等国内外数据库对抗肿瘤药物价格谈判进行参考文献收集。使用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收集山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抗肿瘤药物采购数据，通过山东省各大药品供应公司收集零售药店采购数据。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山东统计年鉴》等收集研究所需的公共数据。从药品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变化两方面开展定量分析，采用指标包括种类、总额、总量、WH0/HAI可获得性指标、限定日费用和灾难性卫生支出，结合间断性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确定政策对药品采购情况的影响。与医保和医疗机构两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性访谈，试图解答数据分析无法解释的问题，对政策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层面，政策间区别主要表现在支付方式、适应症规定、药占比及医保总额补偿的不同。谈判品种以抗肿瘤药物为主，其中仅国谈17种抗肿瘤药物明确提出医疗机构使用谈判药品不占药占比，医保总额单独核算。可获得性层面，抗肿瘤药物通过谈判纳入医保后，各可获得性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且通过间断时间序列模型的构建，证明政策实施对医疗机构采购抗肿瘤药物有一定影响。医疗机构的采购种类从22种上升到40种;适应症为“肺癌”的抗肿瘤药物数量变化最大，从4种增加到9种，采购总额与总量呈现出2016-2018年稳步上升，2019年迅速提升的趋势，采购主要集中在三级医疗机构采购，是二级医疗机构采购的3倍以上;2016-2019年采购总额以适应症为“多适应症”、“淋巴瘤”和“肺癌”的抗肿瘤药物为主，上述三者各年度采购总额占总采购总额的65％以上，适应症为“多发性骨髓瘤”和“肾细胞癌”的采购占比较少，未超过3％;抗肿瘤药品表现出同一适应症分类下，均有1种药品采购较多的情况;结合间断性时间序列分析模型，满足条件的6种药品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山东省抗肿瘤药物可获得性从谈判前可获得性低(2016年，28.27％)上升到可获得性较高(2019年，63.61％)。可负担性方面，四次谈判限定日费用降价绝对值在2000元内，降幅在50％以上，适应症为“结直肠癌”的抗肿瘤药降幅最大，为66.93％，适应症为“胃癌”的抗肿瘤药物降幅最小，仅为38.46％。政策实施前，城镇居民可负担种类仅4种，农村居民无抗肿瘤药物可负担;政策实施后，城镇居民有超过一半(57.5％)的抗肿瘤药物可负担，但“淋巴瘤”适应症分类下仍无药品可负担。在7个适应症分类下，农村居民至少有1种药品可负担，但有23种抗肿瘤药物可负担性与可获得性均位于低水平。仅“吉非替尼片”一种药品可负担性较好且可获得性较高。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一方面，随着药品价格谈判工作不断开展，政策内容逐步完善，药占比、医保总额的问题得到改善，且山东省在落地新政策过程中，回顾以往政策存在的不足，及时出台补充政策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通过抗肿瘤药物采购数据分析发现，患者使用抗肿瘤药物的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各类型药品提升程度不同，且存在用药负担重、经济压力大的情况。最后，抗肿瘤药物纳入药品价格谈判还存在政策落实力度不高、医疗机构采购意向不足、零售药店采购种类受限、药品市场竞争性不足和可负担性需进一步提升等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为保障药品价格谈判工作的可持续性，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考虑不同政策间的协调性，保障政策落实
2.提高医疗机构采购积极性，切实提升患者抗肿瘤药物可获得性
3.完善“双渠道”购药，拓展患者购药途径
4.探索医保多元筹资模式，进一步降低患者费用负担
5.鼓励生产企业开展药品研发工作，形成市场竞争降低药价
6.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政策监管体系，保障政策落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