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9--1961年饥荒的成因，学界多认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认为“‘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1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同时，经研究后笔者发现，统购统销体制建立后所确立的不平等的城市、农村粮食保障制度，同样是引起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带有偏向性的粮食保障体制安排下，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粮食供应体系中明显居于优势地位，而作为城市粮食供应地的农村却缺乏必要的粮食保障。在“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为城镇提供粮食保障以及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统购统销体制，已经成为推行“左”倾错误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爆发，在粮食大规模减产的情形下，城市粮食供应的增加，也就预示了农村粮食高征购的不可避免。在农村救助体系中，干部上报灾情以及上级返销救济粮食是构成这一体系的最为密切的两个因素。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压力下，浮夸已经普遍成为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炫耀自己政绩而作的一种“理性反应”，而上报灾情无疑是意味着承认本辖区出现较大规模的粮食短缺，等于对浮夸的自我否定。同时，返销粮与饥荒出现有个时间差问题，这时间差越长，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死亡。从人口死亡率跟人口死亡数量来看，农村都要远远高于城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1959--1961年饥荒实质上就是一场农村饥荒。不可否认，高征购并非统购统销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并非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目的。但统购统销体制却为高征购提供了重要工具载体和制度保障，对1959-1961年饥荒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