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竞争的历史已经结束，因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在东西方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 “历史的终结”，并非指一个个历史事件，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不再发生，而是借用黑格尔、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概念，在两位哲学家眼里，人类社会都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不同的社会形态，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会有“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并非是福山的首创，“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的宗教思想，后来三位大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均对这一思想有所发展。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福山认为再没有其它的意识形态可以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抗，因此对西方社会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认为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使得这一主题重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分析历史走向终结的机制时，福山一方面认为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有方向的历史机制，最终推动人类走向终结，另一方面福山却把科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隔离开来，认为尽管科技、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有方向的历史机制，但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是黑格尔笔下的“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精神，也就是说把它作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他把黑格尔的“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历史哲学和柏拉图的人性论结合起来，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同”的社会，是最能满足人的“欲望”、“理性”和“精神”的社会。在分析国际问题时，福山运用了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反对现实主义的以实力为后盾，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对外政策，而注重“合法性”，认为“合法性”是“没有权力的权力”，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来区分敌友。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上，他把世界划分为“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认为“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存在威胁，主张抛弃联合国，建立自由国家联盟。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同”的社会，福山认为“优越意识”仍然是人性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提供多种发挥优越意识的、理性的渠道，同时自由民主制度也需要“平等意识”，他所理解的“平等”是在尊重天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此，自由民主制度既能满足“平等意识”又能满足“优越意识”。福山理论并非不存在挑战，福山的思想与波普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很相似，他进行的历史预言以及采用的整体主义、进化主义和本质主义方法均是波普所不能接受的，其实，他们之间的分野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传统。其次，福山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他把科技作为人类发展的机制，这与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不吻合的;并且他主张普世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却主张文化多元主义。需要注意的是他又和后现代主义者又有一些相似处，都企图超越现代性。福山的另一大挑战就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前者认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将成为一个“人人平等”的同质社会，后者则不那么乐观，认为世界将处于各种文明冲突中，两者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论”。“历史的终结”—人类最完美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的渴望，然而对它的追求就像沙漠中的“海市屋楼”，始终在人类的彼岸。 本文论述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历史的终结”这一主题的起源、发展;第二部分，讨论了福山重新提出这一主题的背景及其意识形态的目的性;第三部分，阐述了福山借用黑格尔的“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历史机制，正是这一机制推动了历史的终结;第四部分，阐述了福山把他的理论用于思考国际问题时，主张运用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构想;第五部分，讨论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同”的社会，它既能满足“平等意识”又能满足“优越意识”;第六部分，讨论福山思想来自波普的最大挑战，阐述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传统。第七部分，从福山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关系等角度，对“历史的终结”这一主题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