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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竞争的历史已经结束,因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在东西方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 “历史的终结”,并非指一个个历史事件,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不再发生,而是借用黑格尔、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概念,在两位哲学家眼里,人类社会都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不同的社会形态,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会有“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并非是福山的首创,“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的宗教思想,后来三位大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均对这一思想有所发展。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福山认为再没有其它的意识形态可以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抗,因此对西方社会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认为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使得这一主题重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分析历史走向终结的机制时,福山一方面认为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有方向的历史机制,最终推动人类走向终结,另一方面福山却把科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隔离开来,认为尽管科技、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有方向的历史机制,但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是黑格尔笔下的“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精神,也就是说把它作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他把黑格尔的“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历史哲学和柏拉图的人性论结合起来,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同”的社会,是最能满足人的“欲望”、“理性”和“精神”的社会。在分析国际问题时,福山运用了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反对现实主义的以实力为后盾,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对外政策,而注重“合法性”,认为“合法性”是“没有权力的权力”,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来区分敌友。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上,他把世界划分为“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认为“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存在威胁,主张抛弃联合国,建立自由国家联盟。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同”的社会,福山认为“优越意识”仍然是人性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提供多种发挥优越意识的、理性的渠道,同时自由民主制度也需要“平等意识”,他所理解的“平等”是在尊重天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因此,自由民主制度既能满足“平等意识”又能满足“优越意识”。福山理论并非不存在挑战,福山的思想与波普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很相似,他进行的历史预言以及采用的整体主义、进化主义和本质主义方法均是波普所不能接受的,其实,他们之间的分野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传统。其次,福山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他把科技作为人类发展的机制,这与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不吻合的;并且他主张普世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却主张文化多元主义。需要注意的是他又和后现代主义者又有一些相似处,都企图超越现代性。福山的另一大挑战就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前者认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将成为一个“人人平等”的同质社会,后者则不那么乐观,认为世界将处于各种文明冲突中,两者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论”。“历史的终结”—人类最完美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的渴望,然而对它的追求就像沙漠中的“海市屋楼”,始终在人类的彼岸。 本文论述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历史的终结”这一主题的起源、发展;第二部分,讨论了福山重新提出这一主题的背景及其意识形态的目的性;第三部分,阐述了福山借用黑格尔的“为获取认可而斗争”的历史机制,正是这一机制推动了历史的终结;第四部分,阐述了福山把他的理论用于思考国际问题时,主张运用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构想;第五部分,讨论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相同”的社会,它既能满足“平等意识”又能满足“优越意识”;第六部分,讨论福山思想来自波普的最大挑战,阐述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传统。第七部分,从福山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关系等角度,对“历史的终结”这一主题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