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乎封闭的中国人口系统而言,不同时期人口状态(指人口总量、年龄构成等)的存续及演化具有历史连贯性和继承性,与前期生育、死亡等因素存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全面、直观地比较生育率因素与死亡等非生育率因素在人口总量变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方面差异影响及其时效性分布特征,量化分析不同时期的人口增长惯性和年龄结构变动惯性,可为直观解读现阶段及未来中国人口格局成因,科学认识未来时期人口变化内在因素提供依据。本项研究通过新构建的比较人口方案,以“生育保持更替水平、死亡等保持期初水平不变”特殊人口情境为比较对象,重新构建并验证生育率变动的人口效应分析程式,以及历史时期人口变动的滞后人口效应分析程式,所得到的分时间序列分布的人口效应数值,可为全面、直观地解读人口状态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综合评估阶段性生育率变动在人口发展中影响。本项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基于稳定人口理论,比较人口预测法等形式人口学方法,构建并验证了人口效应分析程式；二、以中国人口为研究对象,量化分析不同时期人口变动的滞后人口效应,和不同阶段生育率变动的人口效应；三、量化分析生育率转变时期城乡差异、生育政策干预在中国人口发展历程中影响；四、揭示对未来人口变动的认知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效应分析,可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1972年之前历史时期人口变动形成的人口总量增长惯性,将持续影响至2027年前后,是中国人口总量变动的主要动力源,它潜在地“铸就”了未来峰值人口的规模在人口年龄构成方面,既“铸就”了1982～2027期间低抚养比、低老年抚养比,也有力地延缓了2027年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二、生育率转变时期(1972-2000)人口变动使未来潜在的人口规模提高10%,而对21世纪前半叶老年系数变动、老年抚养比变动方面的影响甚小；但是,它加速了21世纪中后期人口老化进程,“提升”了届时的老年抚养比。三、在生育率转变时期的“生育率变动”是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口总量变动的主要的潜在动力源；其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呈波动变化,在百年内消逝。它有力地延缓20世纪末期与21世纪初叶的人口老化进程,并减低了同期老年抚养比,提升了21世纪中后期人口老龄化峰值和老年抚养比峰值；它既是现阶段形成“人口红利”的积极因素,也是未来时期“人口负债”的动力源之一。与生育率因素不同,该时期死亡等因素变动的人口规模效应甚小,主要表现为通过延长人口预期寿命,影响人口年龄构成这种作用将会持续地延续。基于中国人口效应的量化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政策含义是：(1)生育率变动在人口总量变动方面的人口规模效应,在不同时段历史时期人口变动、阶段性生育率变动,有不同的表现,共同的特征是：这种效应将长期存在,最终将决定该人口能够在多大规模上静止下来,进而长期影响该人口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假定生育率转变后,恢复到更替水平,以实现零增长是宏观层面的理想目标,那么转变期生育水平的高低及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对人口规模的影响,将伴随这个人口到永远。因此,考虑到影响的久远性,生育率转变的规模效应,应该置于最高战略层面加以对待,对生育率转变期的生育水平、回归时间施加影响,要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2)生育率变动在年龄构成变动方面的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具有强时效性特征,共同的特征是具有双相性、双重极端性、阶段性。双相性是指：有正效应必有负效应,有负效应必有正效应。双重极端性是指：正效应越大,负效应也越大；反之负效应越大,正效应也将越大。阶段性是指：无论这种效应是正、是负,也无论这种效应如何极端,在时间上是长是短,都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波动中逐渐收敛,最终趋于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说,年龄结构效应对长期发展的影响力,要低于它的规模效应。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着眼,制订人口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应该兼顾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而以规模效应优先。(3)现阶段某一种人口状态,是以往多阶段、多因素人口效应长期积累的结果；某一阶段人口变动的人口效应,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未来多阶段、多因素的发展。对于某种负面效应,不能简单化地归咎于一种原因。未来的老龄化高峰、抚养负担高峰(主要是老年抚养负担高峰),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对偏紧的计划生育一种政策决定的。1972年以前的人口变动,就已经潜在地形成了构成这些高峰的一些基本因素,而在2040年之前,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出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对减缓老龄化速度和程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想避免过度老龄化的构想更是一种如“水中之月”的幻觉。从战略的高度看,应对过度老龄化挑战,须多种手段。当然也包括计划生育政策的适时、适度的调整和完善。(4)当前压倒性意见,几乎都认为低生育水平是“人口老化加深、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债形成”的罪魁祸首。本文的研究表明,趋于低生育水平,即有利于人口红利形成,也促使人口负债形成,二者兼而有之。但它只是“人口老化加深、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债形成”的因素之一。当然,生育水平也不是越低越好。过低、过高都不利于形成稳定社会、稳定发展的稳定的人口结构。使生育率回归并稳定于更替水平,是稳定发展的必然需要。即使如此,由于健康水平提高、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等进步因素的主导作用,我们必须做好迎接老龄化程度和传统的抚养系数尽管是缓慢的、长期的,却是不断提高的准备。在这方面,生育政策宽向调整的作用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