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利，中国进入了“转型时代”。面对着社会政治危机，价值取向危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登上了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他们留学东西洋，回国后在公共传媒和大学社团活动。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然而他们利用新型的传媒和社团，在文化地位上却又有不断上升乃至占据主流地位的趋势。在国民革命之后，面对着日本的不断侵略以及内战的进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仍然不断地思考救国救民的途径，尤其是其中的主要一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处于中间地带，他们批评政府，保护人权，主张民主，重视文化建设。在抗战阶段，其中的自由主义中间堡垒西南联大教授群仍然坚持着五四的理想，主张自由，平等，反对一党独裁，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本文所要研究的张奚若就是这一时期中的人物。张奚若经历复杂，跨越三个时代。出生于晚清的张奚若早年以参加革命为起点，在回国后也有短暂的从政经历。同时，他以报章杂志为平台，多次参加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文化讨论。在《晨报副刊》上参与了徐志摩先生发起的“仇友赤白”的论战；在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以一个民主派的身份主张践行民主，恢复五四的基本价值——自由与个性解放。在1934年参与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本位”的论战中，他主张对西方的文化价值应该有选择地接受和扬弃。在西南联大时期，张奚若不畏强权，坚持用良心说话，在民主堡垒中发挥巨大作用，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针对日益严峻的现实，他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宪政，结束独裁，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为抗战献计献策，后来由于目睹政权的腐败以及独裁，进而批评蒋介石政府，从此拒不参加参政会，但是他仍然在西南联大演讲宪政以及独裁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此过程中，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张奚若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无能，进而失望，后“左转”支持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西南联大复员后，张奚若在北平支持学生运动，支持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以及国歌的诞生都与张奚若有关。建国后他升为政府高官，但是他像一直的刚毅的性格所昭示的那样，他仍然坚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思考，为政府进言乃至不遗余力的批评。建国后，张奚若正式在新中国从政，他不但成为中国外交学会会长，还在1952年成为教育部长直到1958年被免职，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着巨大贡献。在张奚若的学术上，在留学时期他服膺于英国著名费边社领袖拉斯基教授，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有拉斯基的痕迹。他一生学术著作极少，从1920年到张奚若逝世，只有《社约论考》和《主权论》两本薄薄的著作，学术论文也不多，但是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却是公认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