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间的竞争也不断加剧,拥有尖端的科技、高素质人才是竞争的重要筹码,而这项筹码的孕育过程主要来自于卓越的高等学府。因此,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大学,以优质的科研水平、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争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刻不容缓。我国政府在新中国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逐步通过政策扶持重点大学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推出一系列重点大学政策,涉及我国重点高校的探究不少,但从工具角度切入并对之进行纵深剖析的并不多。“政策工具,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1)。”各种政策工具好比政府手中的箭,政策目标是政府试图命中的靶,不同的靶子需要搭配不同的箭去射,选择箭的组合同时设定一套射击规则就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也是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借用政策工具框架理清政策发展脉络,便于更好的洞悉我国重点高校政策的内在规律。首先借鉴英格朗姆和施内德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重点大学政策进行回顾和梳理,从政策主体施加作用的手段(包括权威、符号、能力、激励等)上对国家层面重点大学政策工具实践作分析,发现权威型工具使用比重逐渐下降;符号和劝诫性工具的运用从国家层面的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重视工程技术类优秀人才的培养等转向了契合了关注高校发展的内在价值和心里归属;激励型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广泛运用,后期逐渐完善和具体;能力型工具运用比例逐步升高,且整体拨款成为趋势,高校被赋予更大自主权。随着治理能力的逐渐提高,国家对于重点高校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政府认识到对大学的干预应当遵循学术组织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政策中不断扩大高校自主权并注意自身在重点大学干预中的角色转变。又借鉴罗斯威尔和泽福德两位学者的工具理论并根据重点高校政策的具体情境做出修改,从政策对象实际受到的作用力(推动、拉动、环境影响等)角度对重点大学政策工具的变迁做出分析,“经一系列分析得出结论,政策工具选取的关注点从阶段性目标向实际情境和过程转变;政府逐渐放权,权力分布模式更加合理,主体联合作用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