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双碳”目标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重要时期,环境约束与创新发展并存。长期以来,重污染企业在取得规模化扩张收益的同时,因尚未有效开展清洁工艺创新和拓展末端治理技术改进,加之缺乏绿色设计精细化管理与科技创新,最终导致生产粗放、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和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恶果。推进绿色创新已然成为重污染企业突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瓶颈,改善不合理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环境信息披露能有效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利于利益相关者做出精准投资与经营决策,并激发公众环保意识,强力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受信息操控程度和接受者理解差异,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也会产生不同。政府补贴以其资金与资源无偿转移支付,必能弱化重污染企业逃避环境投入动机,化解创新风险,并塑造社会范围内“齐心协力”的环境约束,以企业内部成本补偿和外部约束效应为绿色创新提供保证。鉴于此,探究环境信息披露、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不仅可以理清三者内在逻辑,而且也有益于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决策。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挤入与挤出作用和绿色创新理论,旨在重点深入分析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基于绿色发明专利的绿色创新和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考察政府补贴在其中的作用机理。以2015—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运用Stata17软件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重污染企业进行基于绿色发明专利的绿色创新,且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重污染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与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绿色创新活动。（2）政府环保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绿色发明专利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总量的作用不明显;政府补贴总量与政府环保补贴对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显著的,且政府环保补贴的作用优于政府补贴总量。（3）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环保补贴的共同作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与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绿色创新,且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环保补贴的共同作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进行基于绿色发明专利的绿色创新活动,而政府补贴总量对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4）在行业、地区异质性下,本文的研究假设仍能得到验证。重点排污单位强制环境信息披露这一政策下的重点排污企业,其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优于非重点排污企业,故合理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所属不同辖区的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正向表现与其环境规制强度有关,东部、中部、东北地区正向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受“挤出”效应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本文针对政府和环境责任主体——重污染企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路径,并探究“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的转型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