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生新闻和娱乐选秀节目之后，电视调解类节目成了又一荧屏宠儿，这个具备日常会话和机构话语的特征的特殊话语类型,极具传播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更是社会语用学研究的新热点。目前对这种新兴调解范式的研究多局限于法律或传媒领域,却很少在社会语用学领域得到专门研究。因而文章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电视调解的独特功能、语用特征、语境因素、调解策略、调解过程、语用效应等层面去分析电视调解的语用机制，并结合个案对此语用机制进行阐释。电视调解是具有冲突性、以目的为导向的人际交往，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非常契合于电视调解的语用研究。电视调解过程是具体的言语行为，调解各方应遵循交往理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调解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达成相互理解和话语共识。电视调解是发现社会问题的有效路径，哈贝马斯效仿康德在社会活动领域为理性分区划界，正是为了调和这些不同社会行为的矛盾问题。他认为社会行为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和戏剧行为，分别对应有效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要求。为使调解有效进行，除当事人的陈辩要真实坦诚外，调解者的问话也要真诚公正，合乎语境要求。语用机制是言语交际的机制,那么电视调解的语用机制是什么呢？它涉及以下几方面：电视调解的宏观和微观语境，当事人的调解意图及冲突的展现、调解者的调解目标及调解过程、调解技术及其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调解结果以及影响效果的因素。调解策略的可行性、调解者的实践经验、知识素养和道德修养以及调解者的预期目标（中立性）等三方面将影响调解者的策略选择。调解者使用提问-复述、商议-说服、委婉含蓄、调侃幽默等表达技巧及运用非语言暗示来影响当事人并促成调解。当事人为了有效沟通通常是合作的，但若迫于时间压力或不利情境时则会选择沉默、以问答问或使用模糊语言来回避问题，有时甚至说谎掩饰。电视调解的结果无非有三：一是双方和好,皆大欢喜;二是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三是调解无效。影响调解结果的因素有：冲突的类型和层级以及当事人渴望解决冲突的程度,调解的能见度、调解者的可信度和亲和力，反之，只要是加剧冲突的都会抑制电视调解的有效性。调解结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调解者的策略选择，他们一般愿意选择那些取得成功调解的经验。与此同时调解的成功会提高调解者的地位和曝光率，促成邻里和睦、社会和谐。综上所述，合理、合适、有效的言语行为和交往理性往往是电视调解类节目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如若明显忽略了交往行为的有效性，很容易造成“节目效果”的突显而非实际问题的解决。文章通过对《金牌调解》的个案分析，得出电视调解的语用机制有如下特征：一是家事纠纷的选择性和可调解度，一般受众的喜好对电视调解的取材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冲突的层级得在可调解范围内，否则节目将会进行不下去。二是策略的有效性，合理有效的调解策略能促成调解。三是调解过程的可控性，主持人的穿针引线，调解员的敏锐洞察和观察员的精辟点播对调解的成功非常关键。四是调解结果的可预期性和弱强制性，调解各方都期望得到各自的预期利益，从而激励他们寻求调解方法来解决冲突，达成协议，但此协议属于“前台行为”，纠纷能否最终得以解决需要节目进行追踪报道。因此从社会语用的纬度对电视调解进行分析,为运用交往理性去研究调解的其他语言现象提供了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