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术界对启蒙主义的反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话语作为启蒙主义一部分,同样成为反思的对象。本世纪初,在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视野下,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关系的相关论述,由于片面强调了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及其影响,也一度引起热议。本论文分三部分,尝试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关系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从直接交往和间接影响两个层面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严复、梁启超和鲁迅)与西方在中传教士的交际关系,以定位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话语的西方传教士个体,为后文的分析做基础工作;第二部分,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所定位的西方在中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批判话语进行综述,然后分析二者的互动关系;第三部分,涉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与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的相关评价问题,包括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的评价问题、西方在中传教士身份和话语的评价问题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与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关系的评价问题。论者首先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作为“启蒙话语”的重要资源之一,应该得到肯定。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话语的“他者”影响,亦应持肯定态度;其次,对于西方在中传教士身份和话语的评价,应与中国的“接受群体”尤其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看西方在中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者”和“中西文化交流者”的双重身份哪个客观上得到了实现;最后,对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的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又不必夸大。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只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国民性”话语来源的一部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受其“他者”影响时,又基于个人生命体验、受教经验、身份地位和国家期待差异,对西方在中传教士话语进行了“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