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历史真实中,他们杖信如介石,执义如崇山,形成了以信义为特质的商业伦理思想,在获得道德肯定的同时创造了商业奇迹。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主体都是利己的,其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唯一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至于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所得结果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只要符合市场准则都不在主体的考虑范围之内。然而,与道德旁观经济的行为设定相悖,晋商在商业实践中“首重信,次讲义,最后才是利”,执着地以道德的方式遵从自我获利的驱动力,并且因此演绎了“海内首富”的商业神话。晋商的实践表明,道德并不存在于经济活动的彼岸,经济与伦理从来都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以“经济人”式的自利意识和工具理性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并不总是有效,许多情况下恰恰是放弃对个人效用的无休止追求反而会带来更为理想的经济绩效。晋商能够晋商首创票号并且“汇通天下”,其经济运思背后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价值理性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绩效与其道德自觉之间更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晋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分析晋商伦理形成的自然基础和社会背景。作为晋商的维系规范与价值支撑,晋商伦理的形成发展与山西地瘠民贫的自然条件、崇信尚义的文化传统、“学而优则商”的价值取向以及“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的实用理性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晋商伦理的形成以凝结于社会习俗中的文化因素为前提,既是晋商商业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山西地域特色文化多元互动、价值整合的结果。　　第二章：晋商伦理的主要内容。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最终“执商界之牛耳”。与同时期的其他商帮相比,晋商以信义为标识,具有以商贾为本业、杖信如介石、执义如崇山、同心以共济、急公而好义等伦理品格。对于经济主体而言,其从事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都是获利,但在经济运思的背后往往潜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取舍。晋商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持理想的道德人格,努力保持求利行为的伦理正当性,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朝向道德的完善和人生的理想境界迈进,在获得道德肯定的同时创造了商业史上的奇迹。　　第三章：晋商伦理的历史局限。晋商伦理是明清晋商取得商业成就的规范维系与价值支撑,对晋商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范式的形成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晋商伦理逐渐呈现出难以化解的弊端:对信义理念的偏执降低了经营的安全性,对忠义思想的盲从削弱了风险抵御能力,对商号管理的集权专制制约了在商战中的竞争力,对官府的攀附使晋商背离了经济运行规律,而安土重迁的保守传统则影响了晋商的产业创新,对晋商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　　第四章：晋商伦理的当代价值。针对当前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失、道德失范,通过对晋商的道德自觉与卓越的商业业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促进经济主体的责任担当,重构经济主体的诚信自觉,培育经济主体的市场理性,强化经济主体的伦理关照,从而在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契合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近年来,由于一些经济主体在经济行为中对伦理价值的刻意回避,造成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选择晋商作为研究对象,将经济与伦理这两个看似“无涉”的价值形态统一于晋商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对晋商的道德自觉与其卓越的商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客观地评价了价值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昭示了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联互动,并就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实现经济目标和伦理目标的契合展开思考,进而促进经济活动回归“为人类福祉而生”的价值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