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信会是1822年建立于里昂的资助海外传教团的平信徒组织。在天主教向外扩张以及法国高卢主义的传统下,越来越多在经济和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平信徒开始谋求宗教领域的控制权,而国家政府权力的不稳定和教廷权力的式微,以及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的张力,都给了平信徒们发挥自己力量的空间。19世纪的社会进步也给传信会提供了生存土壤,交通、通信、印刷、摄影等新技术的出现都为传信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当时已经存在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平信徒组织,例如圣会、信仰骑士团等,这为传信会提供了经验和先例。传信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由12位有影响力的圣会组织成员,再加上两位神职人员的辅佐建立起来。日后传信会将自己的创始人定为波莉纳·雅利科,她为传信会提供了最初的组织理念,并被塑造成为一个颇为完美的奉献于天主教事业的角色。传信会建立以后,形成了完善的会规,建立了里昂和巴黎两个独立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因为,里昂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巴黎抗衡,但又需要巴黎委员会随时与政府和教会斡旋。这种“双头鹰”模式尽管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但总体来说运转良好。中央委员会采用选举制、任期制、财务透明等颇为有效的管理模式,以及“十人部”、“百人部”、“千人部”这种简单直接的组织方式。传信会与国家权力、教廷权力处于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模式,传信会为政府提供关于传教区的情况,而政府为传信会提供交通和通讯支持。但在发展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传信会不得不面对民族主义的威胁。在面对教廷权力时,传信会需要教皇的支持,同时也要防止教廷权力的侵蚀。传信会发行了两份刊物,一份是《传信会年鉴》,一份是《天主教传教》,这两份刊物帮助传信会凝聚会员,激发其同情心,同时保证了传信会对传教信息的垄断。传信会自建立以后,很快发展到了法国其他地区,之后在欧洲和美洲扩展开来,亚洲和非洲亦建有分部。与之类似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例如圣婴会、东方学校会和利奥波尔迪恩会等,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平信徒-传教支持组织-传教团”这样的遍布全球的天主教传教网络。但是,传信会自身也出现诸多问题,例如法国色彩过于浓重、没有常设基金、对资金分配没有监督权等,最终使得传信会陷入困境积重难返。一战的爆发造成传信会成员的大量流失,资金链断裂,战后最终被罗马教皇接管,成为一个教廷组织。传信会是天主教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尝试和创新,包括其组织模式、技术支持、运转体系等等。但它最终并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即成为一个平信徒国际组织,而是变为了一个教会组织,其影响力也就逐渐式微。传信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传教士的信件、图画、物件等向西方民众介绍了中国的情形,本质上是为了获得平信徒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中国在法国保教权的支持下成为传信会主要资助的国家之一,这促进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