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胡风研究成果中,从话语角度对胡风进行评论的并不多。本论文之所以选择对胡风四十年代的话语方式进行分析,是因为语言与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存问题紧密相连。作为中国现代化追求的两次重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变革,而四十年代解放区毛泽东领导的对文艺进行的改造运动是第二次语言变革,此次变革明确要求知识分子的语言要大众化。胡风的文艺理论体系成熟于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型期,其言说方式采用的是一种欧化白话文。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的高扬,对人民精神奴役创伤的强调,以及有限度地承认文艺与政治是二而一的关系这样一种话语,迥异于当时的大众话语、政治话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以“话语”为切入点分析胡风四十年代的评论文章,既可以呈现其文本内部的特点,也可以通过比较胡风话语与大众话语、政治话语的差异,使胡风思想的内涵与边界更明晰。本文导论部分对“话语”、“话语方式”等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同时对相关的胡风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一章分析了四十年代中国的话语背景,目的是将胡风的话语置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四十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面临着从启蒙主义的“五四”思想向毛泽东政治功利主义思想的转型。发生于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大论争即可读作这一“症候”的体现,此时,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大众话语伴随着现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革命”在话语场域中激烈角逐。本文第二章分析了胡风的文艺话语,包括胡风的理论话语资源,作为其文艺理论话语关键词的“精神奴役创伤”论和“主观战斗精神”论,及胡风话语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众话语间的差异。本文最后一章从词汇、句法角度分析了胡风言说方式的欧化白话化特点。本文认为胡风言说方式的欧化白话化这一点体现于他对外来词的吸收,自铸新词;在句法上,喜用密集的修饰语、复句包孕结构。在此基础上,我还发现了胡风喜用双重否定结构、论争式句型,加大了读者阅读时的阻力。胡风言说方式的另一面在于“白话化”这一特点,主要体现于其话语的叙事性和讽刺性这两点。胡风话语的叙事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文艺问题、社会生活问题的关注,以及将自己转化为叙述对象。后两点与胡风对写作者“主体性”的强调相呼应,胡风的诗人身份、在与七月派同仁以及文坛不良倾向的对话与对抗中构筑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是他对“主体性”强调的具体表现。“现实主义话语”是胡风话语的一个关键词,我在最后一章中主要分析了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实践性格的高扬,以及体现在他言说方式中的有限的战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