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认罪认罚中“应当”“一般应当”“可以”以及“不得”从宽涵义的解析,适用情形的厘清,多角度界定《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之“可以”涵义及适用。认罪认罚“可以”从宽之“可以”,广义上包括“应当”从宽,以及狭义的“可以”从宽这两方面,而“不得”从宽则从禁止的角度划出“可以”从宽不得突破的底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绝非意味着一律从宽,没有例外。部分学者主张对认罪认罚被告人一律采取“必减主义”,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毕竟有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但由案件事实与情节所决定,于法理情而言都不应当、不可能从宽,“不得”从宽的底线不可以突破,不能将“不可以”“不应当”从宽的认罪认罚案件当作“可以”或者“应当”从宽进行处理。笔者将认罪认罚分为了“应当”从宽、“可以”从宽、“不得”从宽以及“不需要”从宽四种模式,明晰每种模式的适用情形,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清晰和准确恰当的适用。认罪认罚之“可以”,广义上具有“可以”和“可以不”的双重含义,“可以”表示行为主体有选择权。狭义之“可以”相较于“应当”的法定性与强制性,其由司法人员综合全案量刑情节,酌定给予从宽处理,审判人员在“可以”从宽情形中自由裁量权更大。最高法院的最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可以”解释为“一般应当”,即无特殊情况特殊理由都应当作从宽处理。在语词含义上,“可以”显然不同于“一般应当”,将“可以”解释为“一般应当”,明显扩大适用范围,这很可能使实务人员进一步不适当扩大“从宽”处理的幅度和范围,使得刑罚与犯罪严重程度完全不相当,由此可能变相放纵与鼓励犯罪;而且,与“一般应当”情形相对应的“不予应当”从宽的条件和范围并不明确。实践中,“可以”从宽在理解适用上没有明确标准,认罪认罚是否从宽需综合考量所有的量刑情节,因此,从宽模式的选择需要进行个案化判断,需要审判人员根据法律、经验和良知自由裁量。在一片“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制度背景和价值取向中,应当高度重视“不可以”、“不应当”从宽的问题,守住“可以”从宽的底线,不得把“不可以”、“不应当”从宽当作“可以”和“应当”从宽进行适用,特别是对那些确实需要判处重刑、即使认罪认罚也不足以“从宽”的案件,是完全“不可以从宽”的。这样的案件实践中并不少,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重刑主义不可取,一味地轻刑同样不可取。准确把握“不得从宽”的情形,能够从另一个侧面为准确把握“可以”从宽的涵义及司法适用提供保障。分析这些年试点的适用情况,可以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主要集中于轻罪案件,其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当然,笔者也充分注意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无案件范围的限定,但在实务中,重罪案件因其疑难复杂性等,使得被害人不认可、被追诉人害怕罪行暴露不敢用、司法人员畏难不愿用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该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率很低,导致应当或者可以适用从宽处理而未予从宽,这样的情形当然需要改变。本文通过对“可以”从宽适用范围的厘清,明晰重罪案件、有从重情节的案件“可以”从宽的适用情形,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在重罪案件中提升适用率。因此,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从宽适用情形进行探析,能够使司法人员明确认罪认罚各种从宽模式,清晰和准确恰当地适用,即:犯罪无论轻重,案件无论简繁,在“应当”从宽的案件中,依法落实从宽规定,在实体上程序上从宽处理;在“可以”从宽的案件中,酌情决定司法给予从宽处理,全面准确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的立法意图和刑事政策;在“不得（不应当、不可以）从宽”的案件中,即便有认罪认罚情形,也不予以从宽处理,体现刑罚的威严与惩罚的不可避免,从而避免司法成为制造“犯罪天堂”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