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政论家,文化保守主义者。本文以章士钊《甲寅》时期(1914——1927)文化思想为研究对象,对其流变及特征进行分析。　　本文认为,章士钊心灵发展趋势呈现三种趋势。首先,他是一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过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的淳厚与文学艺术的优质因素;其次,他有过对激进主义亲身体验与“惨痛教训”;再次,他对西方学说有深入研究与理解。这三种趋势相互交织,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规定了章士钊《甲寅》时期文化思想变动之维。章士钊文化思想(乃至总体思想)都可看作这三种趋势对外界环境刺激所作出的反应。　　章士钊《甲寅》时期文化思想以1922年为界,发生了由调和向复古的转折。但这种转折,并非盲目与缺乏理性。章士钊在前《甲寅》时期以调和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新旧文化调和主义。此思想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结合“调和”思想形成的,意在对新文化派“全盘西化”口号进行纠偏。但该思想提出后,受到新文化派的强烈批判与反击;后《甲寅》时期以新旧文化循环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中国应回归“农国精神”。此思想是在民国初年中国学习西方民主宪政受挫以及西方出现对工业文明反思潮流、文化形态学兴起等背景下提出的。　　章士钊后《甲寅》时期文化思想备受争议。该时期章士钊从整个人类文明角度,将中西文化放在同等地位加以比较,认为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指出西方文明的弊端与中国文化的长处,强调中国人对民族文化予以重视,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性的文化发展道路。章士钊后《甲寅》时期文化思想局限性在于实践性不强,这一特点也使其思想主张当遭遇到巨大民族危机压迫时,必然失去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