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下文简称《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为研究对象，以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等最新研究成果为理论框架，运用问卷调查、译者访谈、SPSS分析、文献计量研究、平行文本对比等方法，从跨文化交际视阈分析了中译日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类型及成因，并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略，以及对中央文献外译的建议。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重视翻译过程中跨文化交际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跨文化交际和翻译是一对相互融通的概念：翻译的影响体现在跨文化交际的各个阶段中；跨文化交际也同样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整个流程中。翻译在跨文化交际过程里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中显现出不同的重点与形态，是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手段；而翻译中要实现的“交际”目的，凸显了处理翻译中跨文化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央文献的翻译与其他文本的翻译一样，同属跨文化交际行为。跨文化交际相互融通视点的提出有助于解决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达成最优的交际效果。　　本文通过采用文献计量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日本学界中关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研究的文献、以及两国关于中国领导人著作的翻译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与分析。结果显示，以中译日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交际视阈系统论述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的成果不多，而探讨中日社会科学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策略的成果几乎为零。无论是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对领导人著作的翻译研究，还是从领导人著作研究角度研究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研究均寥寥无几。因此，中央文献，特别是习近平系列论述日译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亟待开拓。　　跨文化交际视阈的翻译研究中突出的是受众效果。为调查《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译文的受众接受情况，本文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首次调查结果显示，受众认为译文的总体质量较高，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较强。同时受众反映出，译文中出现的中国特色修辞方法、词语背后的情感与态度、字面内容与信息实质的理解差距等形成了文化与交际障碍。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对《中国梦论述摘编》对日翻译的影响，本文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　　首次问卷调查显示，中日同形词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障碍。同形词的存在既为中日互译提供了便利，也是中日互译的文化障碍。因此，本文在第二次问卷调查中，将《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中所有中日同形词甄选出来，在分类后运用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分析系统进行了调查问卷相关内容的制定。此外，问卷中还考察了汉语特色较为明显的排比、比喻、行文、俗语、诗词等句子，并设置了关于受众对译文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的判断选项。结果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日本受众对于现有译文的评价为：在满分为10分的前提下，可读性平均6.12分；可理解性平均5.96分；可接受性平均5.76分。以上结果说明译文在跨文化交际效果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文化因素、交际因素两个角度对《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进行了分析。文化因素与交际因素各自包含着外显因素与内隐因素。文化外显因素包括国情、历史、空缺，文化内隐因素包括价值观、思维模式、文化定势与偏见、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交际外显因素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差别上，具体包括同形类义词、表述习惯、修辞手法、互文性因素；交际内隐因素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具体包括翻译纲要、原文分析、译者的“忠诚”。这些翻译的影响因素通过第二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现的格外明显。为进一步分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克服和翻译方略，本文还对中央编译局不同语种译者进行了访谈，探究了在中央文献翻译中出现各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原因，并针对不同原因提出了解决方略。　　本文以《中国梦论述摘编》的日译为例，主要解决了以下3个问题：（1）运用最新的翻译理论系统分析中译日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翻译方略中需要解决文化与交际两方面的问题；（2）运用实证分析的方式，系统指出了中央文献跨文化交际翻译问题的基本方略，如清晰定位译文话语体系、制定中央文献翻译纲要、判断信息的“轻重缓急”等；（3）论述了中央文献翻译的文本一般性与特殊性，指出了中央文献跨文化交际的共性以及与其它文本不同的个性，提出了国家核心概念的内容的处理原则。同时，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提出中央文献的传播要采用“译+介”模式等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在中央文献相关领域中译日的研究中实现了创新，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外译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同时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本文的分析与研究还存在量与质的欠缺之处，这为本文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