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逐步形成,中国长期依赖粗放型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增长和获得低价值型出口贸易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强环境规制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由于中国排放的污染物多数来源于工业污染源,强化工业企业的主体责任成为各类环境规制的重点。然而,中国各界对趋严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企业经营所受到的影响没有统一清晰的认识。于是,一方面,各地环保部门对环境规制实施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出现不作为、乱作为或“一刀切”的盲目行为;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企业通过偷排、超排、谎报污染物等违规违法行为来应对趋严的环境规制。因此,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既有助于政府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也有助于企业科学应对趋严的环境规制,最终有助于环境规制执行效率的提升。已有研究多数是基于企业存活于市场或存活于出口市场的前提,探讨环境规制对存活企业的生产率、创新、绩效、出口量、出口产品范围和质量等方面的影响。鲜有研究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存活情况的影响,即从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的微观经济效应。也鲜有研究按照与企业生产活动的关系和生产率的关系对环境规制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因此,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两类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即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和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微观视角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其一,环境规制究竟会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二,环境规制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机制来影响企业市场退出行为;其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异。首先,本文的理论研究由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通过将环境规制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因素的企业内部决策模型,同时,按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和生产率的关系将中国现有的主要的环境规制细分为四类,分别考察这四类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的差异。理论研究结果表明:(1)实施影响企业进入成本的环境规制,降低了市场的临界生产率和出口临界生产率,进而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可能性;(2)实施影响企业可变生产成本的环境规制,不会改变市场的临界生产率和出口临界生产率,进而不会影响企业退出市场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可能性;(3)实施影响企业固定生产成本的环境规制,提高了市场的临界生产率和出口临界生产率,进而提高了企业退出市场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由第五章和第六章构成。这两章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数据和1998-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城市和省份数据,分别检验了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的两类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采用两控区政策衡量影响企业进入成本的环境规制,采用排污治理费用衡量影响企业可变生产成本的环境规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实施影响企业进入成本的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可能性;(2)实施影响企业可变生产成本的环境规制,不会影响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但提高了部分类型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归纳起来,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环境规制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从企业微观层面构建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内部决策机制,并采用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不仅从理论上理清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微观路径和机制,而且从实证上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较好的从微观的企业内部决策层面解释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主体(企业)所产生的影响。第二,从市场退出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和出口的影响,直观的反映出环境规制将外部化的环境成本纳入了企业的内部生产决策之后给企业的生存和出口所带来的冲击。第三,将中国现有的主要的环境规制按照与企业生产活动的关系和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划分,此类划分方法既区分了“事前控制型”与“事后治理型”、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差异,也将环境规制的实施与企业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明晰了企业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