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尝试以延安文学对四种妇女劳动形态——公务劳动、生产劳动、家务劳动及生育的考察为切入点，结合作家经历、政策文件和历史语境，整理延安文学中错综复杂的女性话语，尝试还原延安时期妇女解放复杂、完整的状貌，并评价其贡献和局限。　　第二章探讨公务劳动下的女性公家人的形象。本章又分为典型公家人和非典型公家人两节。“公家人”延续了五四和左联时期出走的“娜拉”主题。典型公家人分为女性知识分子和被解救的“受苦人”，表现出去个人化、去性别化和现代化的特征。公务劳动多表现为将女性知识分子将“受苦人”“传唤”为与自己类同的女“公家人”。非典型“公家人”与规范间的裂隙使其对话语规范产生质疑。非典型“公家人”也是女作家的写照，女作家女性本体和知识分子精英视角使得其在写作中与延安政权存在龃龉。整风后，作家们自觉地接受了毛文体的感召。　　第三章探讨生产劳动下的女劳动英雄形象。“四三决定”后，生产劳动成为妇女运动首要之义。本章分为生产劳动产生的劳动英雄和由女“二流子”改造来的纺织英雄两节。女劳动英雄形象首先体现出新的身体美学：健壮有力，去性别化；此外女性树立主体性，受气媳妇翻身，这种“翻身”是在同性别内部进行的。女“二流子”改造先通过“诉苦”这样的“自我技术”来实现“翻心”，完成阶级指认，再通过纺织劳动实现“翻身”。女二流子焕发新生，外貌、衣着、健康状况都发生变化，并且通过重组家庭和互助组被纳入了新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　　第四章探讨家务劳动和生育下的女性形象，本章分为家庭妇女和母亲两节。第一节，家庭妇女在前两章所提及的文本中多是无名氏和被言说者。这些无名氏不是故事主要推动者，却无处不在的弥漫在文本结构中，出现在阴冷的深宅或窑洞里。施虐-受虐的双重职能使得她们无法像年轻受苦人一样被拯救。整风前的丁玲表达了对此类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忧虑，通过与《三八节有感》的互文阅读，不难发现丁玲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权力话语的隐微反讽。第二节，以草明的《疯子同志》为主要对象，分析革命话语对女性的要求和女性自身生命体验之间的裂隙，造成对女性身体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