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现象学反思利普斯的移情说，分析了移情之流变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文章指出，近代西方哲学主要是在伦理学论域探讨“同情”问题。但到19世纪，在浪漫主义与心理主义浪潮的鼓动下，利普斯以“移情”代替“同情”，扩展了情感阐释的触角。他从哲学的角度构想“移情”，以此为基点，首先用“移情”解释美学问题，进而在社会学领域用“移情”来解释人们是如何相互分享情感的。20世纪初，现象学兴起，诸现象学大师对浪漫主义与心理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这一背景下，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都对利普斯的移情理论有批判性的回应。虽然三者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哲学构想：胡塞尔侧重在先验认识论层面批判和改造移情，海德格尔从生存哲学反思移情的实质，舍勒则在对共感的现象学分析下批判移情，但他们都试图校正利普斯“移情说”把自我凌驾于他者之上的“唯我论”倾向，而强调他者作为另一个自我不可还原的陌生性、独立性和自在性。同时，诸位现象学大师的努力也提示我们回溯古典法则，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式的平衡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