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关于故乡的想象可谓是形态各异、色彩纷呈,而沈从文理想式的、乌托邦式的乡土书写,成为不同于鲁迅的批判的、写实的乡土书写之外的浪漫的一派,不仅丰富了故乡想象的范式和图景,具有文学文化和精神理想层面的救赎意义,更具有对于人类文化和历史深远的思想启蒙意义。而“还乡”这一母题的书写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同层面和多元化的表达和诉求。首先是关于“还乡”文本层面的书写,在其写实型和虚构型文本的相互参照中显现出来的,而其写实型和虚构型文本的分水岭不仅仅在创作手法上,更是“时间”参与建构的结果。写实型的文本,可谓是沈从文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穿梭；而虚构型的文本则是对于未来的理想建构。非理性精神打破了湘西和都市的分野,将二者有机的弥合起来,并以对童年、自然和人性的回归为其“还乡”书写的内在模式。其次是关于“还乡”话语层面的内涵,话语与身份是密切相连的,身份决定了话语形态和目的,能够体现了言说者的文学文化诉求。沈从文在“乡下人”和知识分子两种身份的交叉和碰撞中产生了两类话语形态,即“乡下人”的话语和知识分子的话语。但两者并非对等并列的关系,而是一显一隐的,“乡下人”的身份是沈从文大声疾呼的却难以真正言说的,而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其有意遮蔽的却溢于言表的,其实质是在“还乡”之中获得优越的“乡下人”话语立场却为实现其知识分子的理想的文学文化策略。最后是关于“还乡”精神层面的意义,“还乡”在作为叙事的同时,更具有哲学和精神上的旨归性。在现代文明和战争的冲击之下导致沈从文精神家园的解体,迫使其不得不“向虚无凝眸”,并借助于时间的力量最终实现了自身和文化的救赎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