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原王朝如何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是历代执政者必须审慎思索的一个重大课题,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及边疆民族、政权的连环互动,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格局,不可避免将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有唐一代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始于高祖李渊,而太宗执政二十三年,唐王朝对待边疆民族由“守成”转向“开拓”,太宗本人实有谋篇布局之功,奠定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唐政权边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时移世易,尽管唐太宗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时间、空间已发生变化,但由于他本人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的经典性意义,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路、理念和政策,对后世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唐太宗民族政策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仍存在一些疏漏缺憾。其一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贞观时期的某一个时间点,研究唐政权与边疆某一民族的关系,并未覆盖整个贞观时间段,缺乏整体性研究。其二,有些研究对唐太宗民族政策“是什么”下结论较多,但忽视了唐太宗民族政策在贞观二十三年时间内的运动变化,对其缺乏动态研究,难以反映贞观时期民族政策的完整面貌。其三,这些研究多从唐太宗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言论出发,概括其民族政策思想,对唐太宗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实践缺少研究,对其“言”研究过多,对其“行”研究过少。笔者认为,研究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时间上应包含贞观时期二十三年的全部时间,区域上应兼顾到北方、西部、西北、西南、南方、东北等区域,从边疆民族看应包括东突厥、西突厥、薛延陀、吐谷浑、回纥、吐蕃、高句丽等主要边疆民族,从材料上看应涵盖贞观年间唐政权处理边疆民族关系言与行、和与战的基本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考察唐贞观年间的民族政策。本文第一章,笔者将从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政策传统、贞观政权面临的边疆形势等方面,对唐贞观年间民族政策的背景作一分析。在第二、三、四章,笔者将全面探讨研究唐太宗时期民族政策在实践层面的三大政策措施,包括羁縻府州制度、和亲政策和威服政策。在这当中,笔者将重点研究羁縻政策从都督府向都护府适度调整的问题、唐与边疆民族和亲未成的问题,以及唐太宗民族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战争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在第五章,笔者将以康国、高昌国、高句丽为例,重点考察唐贞观政权疆域观与其民族政策的关系。最后,笔者将从政策思想层面,概括唐太宗实施民族政策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要义,统计贞观年间唐政权与边疆民族在实践层面上的和、战频次,并结合其和、战情况,探讨唐太宗民族政策思想的变迁情况,同时从李唐政权血统族源、李世民及其决策集团的人生经历履历等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影响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其他一些要素。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初步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贯穿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的总的民族政策思想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一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前者是从战略角度认识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原核心地区的安宁稳定是治理边疆地区的前提基础。后者是从具体战术角度阐明唐政权对待四方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和与战两大手段并行不悖。在此指导下,唐太宗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措施主要有羁縻政策、和亲政策和威服政策,这是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三大支柱。2.贞观时期唐太宗设置羁縻府州及其分布情况,是唐初期“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间接反映。从设置羁縻府州到创建安西都护府,是唐王朝对羁縻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这种由间接管理向直接管理转型的背后,既与唐太宗主观上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有关,更重要的是,还与这一时期西域同时存在着西突厥这样一支强大的势力有关,政策调整的背后是双方势力相互制衡、共同作用下的结果。3.唐太宗实施和亲政策,其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唐政权与对方的实力对比,对方实力太弱,则没有必要与之和亲；实力太强,必须分化瓦解后再考虑和亲。和亲的根本目的在于稳固和拓展唐政权的外围疆域。威服政策是唐太宗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充分估量。其主要内容包括：先北战略；示信、示轻不示弱；分而化之、远交近攻;不战而和,不如胜而后和等。4.唐太宗民族政策与唐政权及太宗自身的疆域观密切相关。从疆域观角度解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就是要构建并维护唐政权领导下的“内—边—外”三层王朝体系。“内”即是唐王朝的中原核心区域,主要包括唐王朝管辖下的各个正州。“边”即是唐王朝疆域观范围内的边疆地区,主要指羁縻府州区域,但不止于此,还包括此前中原王朝特别是汉王朝曾经管辖过的边疆地区。“外”即是处于唐王朝疆域观范围之外的外围地区。当唐廷实力壮大时,“边”的界限亦随之向外扩展,一些原属于“边”的区域将会变成“内”,些原属于“外”的区域就会变成“边”。